从时间角度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是应该在一个较短的时间过程中尽快建立起一种新的行为规
则和新的社会秩序，还是把这种过程尽量放慢些？是应该通过一些适当“超前”的制度规则来“强制性”地推行新秩序，还是让制度规则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成熟自然地生长出来？很显然，在时间的压力面前，中国只能选择前者。除了尽快发展经济并相应地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制度，以保证国家实现经济赶超之外，我们(中国)没有别的选择。也就是说，在时间的压力面前，“变法”模式恐怕是中国法制改革的可行的最佳选择。
我们注意到，西方法治近代化无疑是一个相对从容的过程。在西方国家中，法治传统或相当一部分法律制度是在社会生活中自然发生、演化形成的。原先西方社会中一些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在长期的实践中，在“经济人”追求财富最大化的活动中不知不觉地被改造了、废除了。因此，即使当西方国家政府颁布有关的法律规则或进行法典化的时候，其法典内容中的很大部分是对已通行于市民社会中的习惯性制度的认可〔6〕。
换个角度说，西方法治近代化中缺少一种人为的时间观念。它是一个不知不觉的过程，是在一个自发无意识的过程中完成了或是成就了一个被后人称之为法治近代化的东西。没有人为的时间观念就没有紧迫性，一切都取决于自发的成熟起来的利益要求的主动性，一切都是成熟的产物。这是一个比较“萧洒”的过程，虽然有奋斗、流血、牺牲，但那都是为了局部性的或团体性的自我利益，阶级的自我利益。斗争胜利了，权利赢得了，仍旧正常地生活，等待有了新的权利要求，就再去奋斗，甚至再去流血，直至再次胜利，并享受胜利果实。
相比之下，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很强的人为的时间观念。当西方国家迫使中国卷入世界近代化进程中，中国社会内部的近代性因素极为缺乏。但由于外部压力与挑战的存在，中国无法等待社会近代性或现代性因素的成熟，而只能加速催化孕育出一个现代社会来，只能与时间赛跑。
于是就出现了许多在已往人类法制历史上并不多见的情况。虽然中国大多数人并没有很强的法律观念，但我们不能等待中国人的法律观念成熟生长起来再制定法律，要求人民遵守，而是借助于国家的力量开展大规模的、有亿万群众参加的普及法律知识的运动。虽然中国的大多数党政干部习惯于以权代法、以言废法，但我们不能等待党政干部自发地认识到并主动纠正自己的错误做法，而是采取国家最高党政要人听法制课的做法，率先垂范天下，通过国家领导人的不断的讲话、指示和国家的决定、决议，来要求各级党政干部要模范遵守
宪法和法律。虽然我们还不具备运用法律手段调节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条件，但依然不遗余力地推行法制，以期实现从政策调节主导型的社会向法律主导的社会的转变。虽然我们已经制定的许多法律还未得到良好地执行和遵守，但我们还是制定了一个又一个的立法计划，推出一批又一批的新的法律，以期在十年至二十年的时间将适应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框架先期确立起来，尽管这样做的结果会在一定时期内造成书本上的法律效力与社会生活中的法律实效的严重脱节。所有这一切努力，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与时间赛跑，加速社会经济发展和原有管理体制的改革，以期早日实现国富民强的宏伟蓝图，避免由于发展迟缓造成的在世界大国竞争日益激烈的严峻形势面前被动和落后。
可以假设一下，如果我们不争取时间，不能赢得时间，会出现一种怎样的后果。假设中国也能够比较从容地进行法制现代化建设，比较从容地培养人们的行为习惯，在时机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建构新的法律制度，让法律制度的变革与人们的行为习惯的演变呈现相互协调、适应的过程，这自然是最理想的。但是，经济发展的速度压力不允许我们那样。如果等待国家行政机关都有了依法行政的意识再制定行政法？等待企业有了环境保护意识再制定环保法？等待国家干部有了廉政意识再制定廉政措施？等待企业老板有了保护劳工权益的意识再制定
劳动法？如果真是这样，中国的法治化进程恐怕目前还处于尚未启动状态，中国就有可能在国际社会中丧失生存的机会，就有可能在下一个百年史甚至更长的时期里重新接受被奴役、受欺辱的命运。这是国家所不能容忍的，说到底，是人民不能满意的，是熟知近代百年屈辱历史的中国人所无法接受的。所以，我们做出了加速现代化和加速推进法治的选择，走上了一条政府推进型的法制现代化之路。政府推进型法制现代化的基本特点，就是要在一个较短时间里，人为地甚至是强制性地完成社会制度变迁的过程。这也就是说，不能等待法制现代化的各种因素和条件都俱备了，不能等待法制的现代因素在社会生活中“自发”地演变出来。而是要在一个有限的时间里，把不俱备的条件尽量创造出来，把应该改革的东西尽量改革，把方方面面的工作立即有步骤、有计划地做出来。所有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因为由于外部挑战的压力，由于时间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