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各国刑法的适用现实也说明了
刑法的真实含义是不断变化的。例如，有的国家
刑法制定了近百年。近百年来，无数的学者、法官、检察官、律师都在解释
刑法；而且，只要该
刑法没有废止，还将继续解释下去。之所以如此，并不是难以寻找立法原意， 也不是难以揭示
刑法用语的客观含义，而是因为生活事实在不断变化，
刑法用语的含义 也在不断变化。“一个制定法的解释一定不必永远保持相同。谈论什么某个排他性的正确解释，一个将从这个制定法的一开始到其结束都是正确的含义，这是彻底错误的。” (注：Kohler(柯勒)语，转引自[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51—52页。)所以，不能认为
刑法条文具有固定不变的含义。 “任何一种解释如果试图用最终的、权威性的解释取代基本文本的开放性，都会过早地吞噬文本的生命。”(注：[英]韦恩.莫里森：《法理学》，李桂林等译，武汉大学出版 社2003年版，第555页。)法官应当正视法律文本的开放性，懂得生活事实会不断地填充法律的含义，从而使法律具有生命力。
也因如此，
刑法分则条文并非界定具体犯罪的定义，而是以抽象性、一般性的用语描 述具体犯罪类型。(注：许多法官总是觉得法律太抽象、不具体，总是希望自己面临的一切案件都可以在法律的字面上找出适用根据；如果找不到字面上的适用根据，就认为 法律有缺陷、不妥当。事实上，这是对法律、法律适用的严重误解。)
刑法分则所描述 的犯罪类型是开放的，它虽然有一个固定的核心，但没有固定的界限。即使立法者当初根本没有想象到的事实，经过解释也可能完全涵摄在刑法规范中，或者相反。因为“立 法者难以预见到社会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大量错综复杂的、各种各样的情况。”(注：[法 ]亨利·莱维·布律尔：《法律社会学》，许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3页 。)为了使法律满足一个处在永久运动中的社会的所有新的需要，法官在面对某种崭新的生活事实，同时根据正义理念认为有必要对之进行刑法规制时，总是将这种生活事实 与刑法规范相对应，现实的生活事实成为推动法官反复斟酌的
刑法用语真实含义的最大 动因。换言之，法官的目光应不断地往返于刑法规范与生活事实之间，使刑法规范与生活事实交互作用，从而发现法律、做出判决。
具体地说，法官必须对刑法规范与案例事实交互地分析处理，一方面使抽象的法律规范经由解释成为具体化的构成要件，另一方面，要将具体的案例事实经由结构化成为类型化的案情；两者比较的就是事物的本质、规范的目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形成构成要 件与案例事实的彼此对应。换言之，法律规范与具体案件是法官思维的两个界限。法官 的考虑从案件到规范，又从规范到案件，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权衡。(注：[德]H·科殷：《法哲学》，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页。)于是，“规范成为‘ 符合存在的’，案件成为‘符合规范的’。并且逐步地规范变成较具体的、较接近现实的，案件变成轮廓较清楚的，成为类型。”(注：[德]亚图·考夫曼：《法律哲学》， 刘幸义等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237页。)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将生活事实与规范相拉近，另一方面将规范与生活事实相拉近。两者是一种同时且连续发 展的由事实自我开放的向规范前进和规范向事实前进。“只有在规范与生活事实、应然 与实然，彼此互相对应时，才产生实际的法律：法律是应然与实然的对应。”(注：[德 ]亚图·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 第1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