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追求立法原意的结果常常导致人治。因为法治意味着我们是在法的统治之下， 而不是在人的统治之下。换言之，我们是在成文法律的统治之下，而不是在立法机关的组成人员的统治之下。我们只能通过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法律规制自己的行为，而不是 根据立法原意规制自己的行为。况且，寻求立法原意的途径，常常是寻问立法机关的某 个工作人员或者
刑法的起草者。这显然不是法治，而是人治。
又次，
刑法具有稳定性，但它同时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否则它便没有生命力。然而，立法原意是制定
刑法当时的意图，即使承认它的存在，它也不能随时产生变化。相反，文字的含义是多种多样的，在此时代，我们可以取其中的此含义；在彼时代，我们则可以取其中的彼含义。不仅如此，文字的含义还可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这又使
刑法能适应时代的变化。例如，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是当时的贵族、僧侣及市民 为了抑制国王的专制、保护其既得利益而迫使英王制定的，可以说是封建契约文件。其第29条规定：“不得剥夺任何自由人的财产、自由及自由习惯。”这里的“自由及自由 习惯”，原意是指古代的和封建的自由习惯。但是，后来由于交易的需要，英国人解释 说，贸易自由也包括在“自由及自由习惯”之内，并宣称，贸易自由是英国人自古享有的权利，受到《大宪章》的保护，国王和其他任何人都不得随意干涉。另一方面，其中 的自由人也与原意不一样，被解释为任何人。结果，这条规定在都铎王朝末期成为英国 人民反对封建制度的强大法律武器，使《大宪章》的原本具有的封建性逐渐淡化，其
宪法性日益突出。(注：程大汉：《英国法制史》，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222页以下。) 如果追求立法原意，那么，《大宪章》不可能产生如此重大的作用。再如，“在美国宪法通过之时，黑人被视为地位低下的人，而未被认为是公民；该
宪法并未把他们包括在 有关公民的条款中；从而根据给予联邦法院对不同州的公民之间的诉讼进行官辖的条款，黑人便不能享有在联邦法院起诉的权利。”(注：[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17页。)但是，美国宪法的生命力，表明不能按立法当时的原意作出解释。因为“一部
宪法所宣告的或应当 宣告的规则并不是为了正在消逝的片刻，而是为了不断延展的未来。”(注：[美]本杰 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51页。)
刑法又何尝不是如此!
最后，立法原意可能具有缺陷，因为
刑法是人制定的，而不是神制定的；一般人可能出现的疏忽，在立法者那里也可能出现。立法原意的缺陷可能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在制定
刑法时，立法原意就可能存在缺陷；二是制定
刑法时没有缺陷的立法原意，在社会发展之后露显出缺陷。如果坚持立法原意，就会毁损
刑法的正义性。所以，法官应当放弃立法原意是法律的真实含义的想法，放弃通过各种途径寻找立法原意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