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涌：这四个法定代表人，江老师，法定代表人制度这次可以有董事长，董事和（江：而且是执行董事，董事长、执行董事和总经理），这条和国有企业还是有着密切的联系。您讲一下这样规定的原因。
江平：它是这样的，就是说规定呢没有限制一定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运行模式给咱立法者的一个经验，那它就把一般的经验升华成一个规则了。其实，就法定代表人有多个选择呢，可能是更多的，虽然可以干预公司的交易，但实际上公司的风险更大了。很多人都可以代表公司的时候呢，可能是在交易中，可能是一些意外的东西可能发生，这是放松管制的一个方面，对于
公司法在强调公司自治这方面，我觉得
公司法做的还是不错的，我们总讲公司要有创新能力，其是创新不仅指公司产品的创新，还是公司管理的创新，那么这个创新呢，对激发公司的活力是十分重要的。其实我们看很多公司都叫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但内部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尽管我们都是政法大学的学生和老师。其实每个人都有他的特殊性，公司也是一样，那么这个特殊性，不仅在于它股东是谁，经营范围是什么，资本有多少，包括他的内部规则。他适用他自己它才有自己的发展，但是这里呢，确实有一个法律平衡的问题，也就是说并不是一个公司在市场化的环境中进行运作。你要跟别人打交道，这样一来，强制性规范和
公司法任意性规范，比如讲公司的基本结构，构成公司的基本要素不能改变,另外涉及到债权人、社会公益、职工等等的利益,这个需要有强制性规范,但是涉及到公司自己内部的管理,公司股东之间的一些权益的安排,涉及不到别的人,那么公司自己安排我觉得是适当的,新的
公司法在很多地方部分体现到这一点,国企分红不一定按照自己公司的比例分成嘛,你们可以另行规定,还有呢,这个,一些决议程序公司也可以由公司章程来规定,那经理的权限也可以由公司章程决定,这样一来呢我们的公司可能才是多种多样,更多的更有活力,
王涌：其实这个也不仅是中国
公司法面临的问题, 这是世界各国的
公司法在90年代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你比如在美国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的
公司法的法学家在哥伦比亚大学曾经召开过一次非常著名的讨论会,就是公司的强制与自治问题,最后大家得出基本结论就是:对于是否强制还是自治,如果我们在理论上能够证明需要强制的话,那么
公司法应该采用强制,否则就应该自治,但是我们很长时间中国的理论观点就不一样,颠倒过来了,除非我们能够证明需要自治,所以才用自治,否则就要用强制,但这次我们看,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许是受到整个国际的公司法学界的这样一些理论的影响和中国现实的影响．
赵旭东：说到这个问题呢,我是觉得这是
公司法修改的又一个重大变化，我们翻开八九十代
公司法原理教材，几乎没有提到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在最近这些年才逐渐进入我们法学家的视野，理论上才对它有了更多的研究，据我所知，在这个问题上，要说的话，引领理论的最潮流的还就得属我们的江平教授，我记得应该是在三年以前在清华大学的２１世纪商法论坛上，江老师有个讲演，他的讲演题目就是论
公司法的强制性和任意性，那个时候，他就把这个题目提出来了，当场入会的很多人对这个问题有强烈的共鸣，一下子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那就这次
公司法修改过程中，这是一贯特别集中的一个焦点问题，那么在这个论述过程中江老师当时在法制日报，我们有也
公司法修改论坛，当时约江老师写的一篇文章，我记得江老师这篇文章写得也就是这个问题，题目就是叫做：给公司的设立和活动以更大的自治空间．这个文章虽然不长，但影响很大，大到什么程度？我记得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几天后，在上海召开的
公司法修改的国际研讨会，全国人大的常委，法律委员会委员沈春耀，他是几个领导发言的之一．他在致辞中，就把江老师的话原封不动的引用了，这个
公司法修改就是要给当事人更大的自治空间，那么这样一个思想，应该说深深地体现在了这次
公司法修改当中，把原来很多强制性条款都做了任意化处理，包括原来的股权继承问题．刚才这两位老师谈到的股东盈利的分配问题，原来还有反抽资问题，后来取消了，还有股份转让的优先权问题，等等很多，我觉得这是
公司法特别大的一个突破，那么它体现的立法精神确实就是强化公司和股东的自治．
王涌：其实这个也符合现在
公司法理论当中的关于公司是什么，现在最为占主流地位的一个理论就是合同理论，公司是一个合同，公司是股东、债权人，职工等利害相关人的合同的链接体，合同的枢纽，这个是在整个国际上公司理论最占主流的一个理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强调意思自治和这样一个理论是完全一致的，
江平：但是现在仍有一个问题，在现在
公司法里面任意性规范的语言是什么，那么现在听起来章程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那么或者可以用“可以”，那么在实践中碰到这样的问题有的是没有“可以”，没有“应当”，没有“必须”，“没有章程另有约定”，比如说，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为3至13人，那么这是强制性规范还是任意性规范？“为”，有人说那没有写章程另有约定，那可见董事会成员就是3至13人，那违反“3至13人”，董事会决议无效。有人说董事会成员3至13人干嘛非要有强制性呢，鼓动多一点，15人为什么不行啊，那人说不对啊，“没有章程约定的除外”啊，还有个解释的问题，比如说现在就是20个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大家股权相差不大，每一个百分之五，股东会成员就是董事会成员。我认为就是这样，这种为什么非要强制性呢，可现在理解就是我们法律上没有写“章程另有约定的除外啊”，所以有人就机械的认为，只要
公司法里面没有这句话，“可以”或者没有“章程另有约定的除外”或者“章程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这都是强制性，这合理不合理也存在问题，比如说其中有一句话“董事会表决是一人一票”，实践中出现了董事会一人两票，董事会开会3比3，通过不了，再开会还是3比3，最后决定再给董事长再投一票。按现在来说，一人一票啊，没说再加一票通过决定，董事会开会就是一人一票，董事长根董事一人一票，那如果相持不下的时候那么董事长再有一个投票权，如果章程由这个约定，可以不可以啊。这个章程约定违反不违法
公司法强制性规定啊。这一人一票是强制性的还是任意性的啊。还有很多问题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
陈教授：我同意江老师的看法
王涌：如果再同意，就不让你发言了
陈教授：我还有补充和发挥，我们说董事会的成员一定要使单数，是考虑到投票方便，但是我们这几个股东选择董事就选了四个，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那么，为了凑数就添加一个，选四个还可以减少一个，要是两个该怎么办，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我们
公司法值得改进的一个方面，
公司法修改之后虽然有很大进步，但是有些问题还是可以讨论的，其实选择多少董事，股东们是会计算的，选择的太多，工资就太多，人人都当也没什么意思，所以嘛，这里头，人们会做一个合适的选择，所以这个问题呢，我想可能除了上市公司外，它涉及到公众性对于一般的有限公司或不公开发行股票的这种股份公司在这个机构的具体设置上，像人数的多少，投票权的大小，还是给公司留点制度创新的能力。
赵旭东：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赞成这两位老师的意见。对
公司法的强制性和任意性，现在的
公司法、现在立法技术我是做了这样的处理，但是的确存在着刚才江老师所说的除了法条当中写明的另有规定除外的条款，是不是都解释为强制性条款。其他条款有没有做任意解释的可能。那么我认为应该即使没有另有规定除外的条款，其他有些条款也有可能，也应该做任意性解释，说到这一点，和
合同法有同样的性质。我们知道整部
合同法从理论上来说，属于任意性规范，
合同法中绝大多数条款都应该做任意性解释，但是在
合同法行文中，其实比如说合同另有规定除外的只是少数，但不是说没有这句话的都是强制性规范，我想这个道理能不能也来解释
公司法，可能需要对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划分有一个法理上的更抽象的标准，像江老师说的涉及到第三人的一般该是强制性规范。而涉及到公司内部的股东之间的，内部关系的更多的应该是任意性条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