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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卫东：出口劳工的保护现在显得尤其重要，必须完善。中国年轻的待业人口比例很高，有必要按照国际法以及国际合作计划向海外缺乏劳动力的地方输送。这样做不但有助于缓解目前的就业压力，还可以改善老龄化社会的福利供给。另外，中国一个孩子的政策已经执行了30年，人口年龄结构开始畸变，从保障劳动力供给和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应该有计划地逐步调整。现阶段向海外输出劳工也有助于调整人口政策，与将来形成良性循环。但是，如果不切实保护出口劳工的权利、不处理好与接受国家及其民众之间的关系，这些都很难实现。
吴敬琏：政府的角色当然要定位在保护出口劳工的基本权利上。政府应该建立对劳务出口公司的监管措施，防止出口劳动力成为血汗劳工。由于身处异国他乡，出口劳工在各种谈判中的弱势地位尤为突出，所以，应该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来保护他们，这样才会形成有利于劳务输出的激励。现在一些劳务出口公司有政府的背景，这损害了政府的立场，不利于发挥一个监管者的职能。在这个领域，政府不能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赚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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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如何看待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和2005年的政策走向？现在对2005年应该如何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存在许多争论，这些争论是否也反映了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最后，能否对2005年的改革提出一些期望？
吴敬琏：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保持宏观经济形势的稳定非常重要，因为这涉及到为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环境的问题。但是，转轨过程中宏观经济往往会呈现过热运行的状态，具体的表现就是容易发生总需求膨胀，与社会的供给能力和可获得资源的支撑能力不相协调的现象。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就多次出现这一现象。对此经济界和理论界一直有不同的声音，这样对宏观经济形势就会有不同的判断。在已经发生过热的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和如何实施也成为争议的焦点。
例如，在2004年开春以后，随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上升，存贷款实际利率的降低、甚至由正变负的问题就变成了争论的一个问题。在几次大讨论中，传媒上几乎是一面倒的意见反映了“投资界”和房地产业的意见，反对提高利率。然而从稳定宏观经济的观点看，贷款零利率是不合适的；从普通工薪阶层，即主要储蓄存款户的观点看，存款负利率是直接损害他们的利益的。
季卫东：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教训是，即使宏观经济形势很好，没有通货膨胀、没有巨额财政赤字，也有可能突然爆发金融危机。吴老师反对维持存款负利率，其实质就是要求银行独立、利率自由，以便对金融危机的风险进行防范。我赞同这个主张。然而银行要自由设定利率，首先必须有成熟的证券市场，否则不能有效地调节货币供应。所谓应该特别强调支撑证券市场的各种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另外，一旦发生资本收支危机，骤然增加的资金需求怎样满足也是个重要问题，这涉及央行与其他银行之间关系的调整，也涉及国外大规模融资的渠道疏通，不能不从长计议。日本走向军国主义道路与上世纪20年代的金融危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当时央行兜底后留下的债务关系处理问题，一直拖到上世纪50年代才算了结，别人的这种教训应该记取。
《财经》：我们杂志可是一直主张提高利率的。不过，我们理解，之所以会有不同观点的原因主要是两个：一是学理根据不同，二是利益诉求不同。
吴敬琏：对于学理上的分歧，只能靠百家争鸣，通过自由而切实的讨论去解决；对于不同的利益倾向，执政党和政府则应当根据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考量协调各方，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从1998年以来，针对经济偏冷的情况，中央政府执行了多项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从2000年以来经济逐渐升温，并且在2003年初开始出现过热迹象。由于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有不同的看法，在2003年没有采取总量措施进行降温。从2004年第二季度开始，从货币政策和行政手段两个方面采取了适度从紧的措施。到第四季度，GDP增长率、广义货币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等宏观经济指标都从今年初的高位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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