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波斯纳认为这些案件经常是容易引起争议的疑难案件。这样的疑难案件实际上是没有德沃金认为的那种正确的答案的，只有好的回答和坏的回答，而且我们经常不知道那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理论无法帮助我们甄别是好的回答还是坏的回答，理论也不能保证法官做出正确的判断。判决的公正与否很大程度上是力量对比折射到人们的政治共识或者道德共识的结果。
　　尽管波斯纳的批评未必都是正确的，但这对我们习惯性把美国宪法文本或者美国最高法院这些静态的东西看得过重是一种提醒、一种警示、也是一种鞭策：现存的法律规定尽管很重要，但可能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行动。我们应该用我们的行动去争取我们希望得到的东西，很多权利都是争取来的。我们的行动也可能改变一些法律规定，尽管可能很艰难。比如：前文提到的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以前的种族隔离的判决，就是一个典范。现在国内关注自身的权利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对各种的权利和歧视更加敏感，先后出现了“齐玉苓案”、“孙志刚案”和“乙肝歧视案”。这些争取公民权利的案件涉及到法律问题、政治和社会问题。引起社会的多方关注。以乙肝歧视为例，过去，乙肝病原携带者在升学和就业都受到歧视，现在，由于一些人的努力， 最终使得乙肝病原携带者在就业和升学方面的状况大为改善。在2005年1月正式实施的《公务员录用体格通用标准（试行）》中，明确规定：乙肝病原携带者在体检标准中是合格的。我相信，以后类似的案件（比如关于升学的地域歧视以及就业中的地域、性别歧视等等）还可能出现，如何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既是一个实践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理论问题。或许波斯纳对美国最高法院以及媒体的有些苛刻的批评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各政府部门、法院和学者都应该有所准备，面对这些随时可能出现的问题，同时尽可能及时地处理这些问题，这也是法制建设的重要的内容。
　　从这个意义上，尽管表面上看可能相反，但我认为波斯纳可能比其他一些人给我们的鼓励更大一些。
　　
【注释】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页310。
参阅波斯纳：《国家事务：对克林顿总统的调查、弹劾与审判》，彭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页80。　
　　同上注，中文版作者序，页2。波斯纳认为这个事件从开始到结束，各方都犯了一些策略的、程序的以及其他的错误；这些错误使得弹劾案不断升级，这也是他为什么把弹劾案比喻成一场战争的原因。波斯纳指出了这些错误带来的后果和避免这些错误的替代的选择。这些分析精细且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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