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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幸的是，“文革”结束之后，邓公重新认识了很多问题，对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进行了清理，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邓公的后期，就形成了“依法治国”的观念。我对依法治国的理解是这样的。广义的法，是先于国家产生的。只是先民为了这些“法”的实施，而组织了具有强制力的机关。所以，国家是要依法产生的，国家的权利也要由法律进行规范。遗憾的是，邓公后来并没有开这个先河，反而在一些因素触及统治地位的时刻，违背了客观规律。所以说，传统法律文化的消极因素，即使在邓公这样伟大的领袖面前，也不能完全肃清。后来江伯伯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但更加遗憾的是，在江的晚年，竟然旗帜鲜明的回归到初民社会，要搞“以德治国”，回归到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上来。13年，对于人类历史来说，只是一个瞬间而已！很快，后来领袖的“鹰派”作风，得到了国人得称赞，面对“非典”的有条不紊显示了其对人民负责的领袖形象；对付“台独”那帮混蛋的手腕也实在是高明。但没多久，就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和谐”社会，如何定义呢？毛爷爷作的很多事情，处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智慧”；邓公的举动，我认为是迫于政党利益的无奈；“以德治国”纯粹是传统文化的回归；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是否是对传统文化的深层“挖掘”呢？前面简单的铺垫，我们可以看出，儒家思想追求“和谐”的目标始终如一，但中国社会始终也没有出现彻底的和谐，数千年数十个朝代更迭终未摆脱这一框架。
总结中国古代社会的那种“和谐”，我们可以看出，追求和谐，对于个人来说是美好的理想。可是如果这种理想，被用来进行统治人民，那么法律就会退居次要地位。久而久之，国人对法律的认识会逐渐淡化，思想就会麻木，一切要以和为贵嘛！长此以往，“法外抉择”就会大量增加。任何纠纷，如果寻求“法外抉择”，弱者的利益常常得不到保障。和谐被用来统治人民，说的明确一点，就是以追求群体的秩序为重。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因为群体秩序常常把握在强者手里，强者容易借群体和谐之名压制与其发生争执的弱者，而此时没有客观的“公权力”能够介入，无法济弱扶倾。所以，追求这种和谐，不如说是维护既定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公权力不会主动的压制维护群体利益的“法外抉择”，“法外抉择”便会成为强者手中的工具，法律常常沦于喜好破坏规范的“地痞流氓”之手，无法令人心服口服，法律的权威难以确立。在儒家论理影响下，“和谐”社会观念基本上有很强的一致性，情、理、法皆不外其规矩节度，法律列于最末。法律在维系中国社会的功能上，远比道德、风俗、教化等小。这种规范的一致性，从维系社会秩序的功能上看，运作效率并不是很高，而且公权力的支撑较弱。相反的，它往往破坏了社会秩序，使很多人无处申诉，只有诉诸形而上的力量，在非理性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极端方法。由此可见，中国人谈“讼”色变，是有深刻的法文化根源的；追求“和谐”社会的观念更是历史悠久！
今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们应该弱化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冲破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束缚和羁绊。否则，人们在观念上，总是处在传统与现代两者之间的激烈冲突之中。我们应该旗帜鲜明的依法治国，增强公民社会整体法律意识。传统的东西有精华也有糟粕，而人们考虑问题的一般规律，总是不肯冲破已有的东西，寻求一种回归。但这种回归，必须是理性的回归，否则就无法分清精华与糟粕。一旦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成为依法治国的羁绊，那么依法治国就会举步为艰。追求和谐社会，本来是人们美好的愿望。领袖人物当然愿意顺应草民这种美好的愿望。但如果这种美好的追求被作为维系社会秩序的工具，将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淡化人们的法治观念。其结果是强者利用人们观念冲突的历史空挡，扩大自己的利益，破坏社会秩序。而往往在社会秩序被公权力直接或者间接破坏的时候，就没有人在谈及“和谐”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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