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与和谐社会的冲突
丁海洋
【关键词】依法治国 和谐社会
【全文】
依法治国与和谐社会的冲突
国人分析问题，总是盘古开天，然后如何如何。本文姑且遵循这一思维定式吧。
按照后来学者的研究，初民社会，同样存在各种各样的习惯，依赖宗族、乡党、行会等传统组织形式而治。从法社会学的角度，姑且称为习惯法（后来被称为礼的那种东西）。这些习惯法是在初级社会制度的背景下产生的，在国家诞生之前就存在这些调整社会关系的初级规范。春秋，中国古代的各种思想流派开始争夺在维系社会秩序中的地位。在秦汉一统之后，尤其是汉武帝，罢黜百家，唯尊儒术。实质上，是儒法思想融合，礼法并列，配合政治上中央的“家族官僚制度”与地方放任的乡党宗族自治的政治形态，历经两千年的治乱相循，社会的本质大抵不变。
在国人观念之中，无论是秦汉一统之前初民社会的法律，还是武帝之后的礼法并重，可以说是多元化的法律，是需要以风俗为基础的广义法律。因为他是植根与社会机构或者社会习俗之中。表面上看，国家制定的法律，在百姓的生活中，均可以找到缩影。
在古代中国社会，乡民细故，由于受到地域、血缘约束，受乡党、宗族制约，再加上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盲点，逐渐形成了公权力并未垄断整个社会的局面。出现了官不过问，民不愿告官，息事宁人的情况。统治阶级也是利用这种宗法政治结构，节省政治资源，达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乡土社会，是一个“厌讼”的社会。因为基于宗族、乡党、地域、血缘等因素，一切要以和为贵，家丑不可外洋。即使是表面的和谐，也胜过公开实际存在的冲突。所以，宗族、乡党、行会对个人权利的束缚也得到了统治阶级的支持。于是乎，法律层面的争执，就在这一切以和为贵的指导思想下，“消融”在萌芽状态之中。所以国人“非至绝路，绝不告官兴讼”。就这样，在“和”的基本架构内，形成了有初民社会的“调处”“私了”渐向“公断”发展的纠纷解决模式。本来这种模式在大清王朝的灰飞烟灭中就应该消失。可是她毕竟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一种传统，必定被传承下来。这种追求和谐秩序的思想，被视为不易的真理，冲突是不好的，如果冲突不能避免，也最好能迅速和解，让和谐的秩序重新恢复。但一味的追求这种和谐，往往促成表面的和谐，一旦积压的矛盾爆发，后果有时反而不可收拾。就如一个肌体遍布脓包的病人，按下这个，起来那个。虽然没有表面的创伤，但无法掩饰肌体内部的状况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