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成文
刑法是正义的文字表述，法官不能离开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适用法律，但这并不意味着仅仅根据文字就可以发现
刑法的全部真实含义。相反，必须从生活事实中发现法律的真实含义
首先，语言是不准确的，常常包含一些可能被误解的因素。
刑法大多使用普通用语，同样不准确和容易产生歧义。例如，
刑法用语即使核心意义清楚，但向边缘扩展时，会导致外延模糊；至于如何确定外延，并不能从用语本身找到答案。许多
刑法用语本身具 有多义性，从用语本身无法确定应当采用哪一种或哪几种含义。如此等等都表明，仅仅 通过文字的客观含义并不能揭示出
刑法条文的真实含义。也因如此，“同样的词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含义。”(注：[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小春、吴越译，法 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同样的制定法会被不同的国家适用和被不同政治制度利用。例如，二战后，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就都曾适用德国19世纪制定的一些法律；纳粹 时代的德国依然大部分使用以前制定的法律。这说明，生活事实的变化，必然导致制定 法含义的变化。
其次，“一个词的通常的意义是在逐渐发展的，在事实的不断出现中形成的。因此，当一个看来是属于某一词的意义范围内的事物出现时，它好像就被自然而然地收纳进去了。这个词语的词义会逐渐伸展、逐渐扩张，直到人们根据事物本身的性质将应归入这个词名下的各种事实、各种概念都包含了进去。”(注：[法]基佐：《欧洲文明史》，程洪逵、沅芷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7页。)例如，旧
刑法第
127条中的“企业”一词，在制定时被想当然地理解为国有、集体性质的工商企业；但是，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后，人们也自然而然地认为该条的“企业”包括私有企业。再如，在
刑法制定后才出 现的一种新型的具有杀伤力的工具，很自然地被人们认为是
刑法中的“凶器”。所以， “人们可以这样形象地说：概念就象挂衣钩，不同的时代挂上由时代精神所设计的不同的‘时装’。词语的表面含义是持久的，但潮流(概念内容)在不断变化。”(注：[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小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再次，刑事立法是将正义理念与将来可能发生的生活事实相对应，从而形成刑法规范 。既然如此，法官理所当然必须联系生活事实理解正义理念。不仅如此，活生生的正义还需要从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中发现。即使法官单纯根据法条文字得出的结论具有正义性 ，也只是一般正义；而
刑法的适用除了实现一般正义外，还必须在具体的个案中实现个 别正义。所以，任何一种解释结论的正义性，都只是相对于特定的时空、特定的生活事实而言，生活事实的变化总是要求新的解释结论。换言之，制定法的真实含义不只是隐 藏在法条文字中，而且同样隐藏在具体的生活事实中。因为“没有意义，没有拟判断之 生活事实的‘本质’，是根本无法探求‘法律的意义’的。因此，‘法律意义’并非固定不变的事物，它系随着生活事实而变化——尽管法律文字始终不变——，也就是随着 生活本身而变化。”(注：[德]亚图·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 论》，吴从周译，台湾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89页。)所以，法律的生命不仅在于逻辑，而且在于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