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这些后学感慨不已的是，这样一位理性而冷峻的宪法学家，在“城头换了大王旗”之后却也不免于天真，有过小小的热闹，跑龙套而乐得不自知。一如当时的大多数知识界精英，“只要国家好，自己怎么都行”。一九五七年，在北京政法学院院长座上，先是被迫揭批他人，不旋踵即成“罗章联盟”的“大阴谋家”，与法学界戏污为“山中宰相”的韩德培等名教授同被冠以“大右派”衔，结束了“当花瓶”的历史使命，从此匿踪二十余载。洋洋万言的检讨，题为“我的罪行”，23 其之痛自诋辱，今人读来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而在当时却是常态。更有甚者，被自己的弟子“以革命的名义”严词叱责、当众唾骂，普天之下，恐怕是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独有的辛酸人生。再度复出，已是耄耋老人，韶华不再，虽有重上台面的场合，毕竟虚应而已。一九七二年，费正清来华访问，据说是周恩来的安排，钱端升衔命作陪，以“加重语气”告诉老友：“中国将在今后5000年内遵循马克思主义”，24 打擦边球，却已是冷心肠说热话，外圆内方了，可见他毫不糊涂。晚年订定的《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所撰“自述”中，居然将皮包公司性质的“东北法制心理函授学院”名誉顾问一衔都列上，又说明了他对世事的迷朦。而更让后人唏嘘的是，据中国政法大学的老辈语我，终其后半生，“钱老”似乎均不曾认同自己的“政法学院”这一段人生，可见一个非学术性的培训“枪杆子刀把子”的机构，终不能成为书生托命的真正家园。事实上，一九八九年底，一位政法大学的退休“司机”还当众兴奋地说过：“罗典荣？钱端升？哼，他妈的，那时我们想骂就骂！想打就打！”此为我目见亲闻，因为就是他唾沫星子横飞着冲我这个曾经有几天不愿吃饭的“青年教师”说的。赵宝煦教授谓钱先生的“一生遭遇”恰恰“与祖国的曲折发展和凯歌行进同节拍、共命运”，25 语虽简略，甚至“豪迈”，而在笔者读来，其实深含辛酸，——连表达辛酸都小心翼翼、深怕触雷的辛酸。
一九八八年，梁漱溟以“注重传统文化，顺应世界潮流”为嘱撒手人寰，萧公权先生则已先此七年客死他乡，如其弟子所赋，“隔海江山烟雾外，销尽风流心力殆”。26而他的清华老同事钱端升则在安详中迎来米寿，过去揭发、批斗过他的“青年讲师”们，亦已年近花甲，正在以亡羊补牢的方式欢度自己的“学术青春”，此时执弟子礼惟恐不恭。暮岁回首，在上集“自序”中，老人坦言“对实际政治的天真”，感慨“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平静前瞻，嗟求“读者若能以我为戒不亦可乎！”27 已是冷热交集，亦圆亦方了。
异国他乡孤寂的时光里，我有时翻钱先生的文集，往往不禁想起“智慧的猫头鹰只在黄昏降临时展翅”这句话，总有今昔何昔、世事云烟之叹！揣度斯旨，摩挲永逝的时光，后来的宪法学从业者应否自问：所“戒”者何？
1998年2月初稿于墨尔本
2000年6月再改于北京，2003年10月定稿于北京
【注释】① 钱端升：“评立宪运动及宪草修正案”， 原载《东方杂志》（1934年）第31卷第19号，重印于《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页460。以下所引钱氏论述均出自该集，只注明篇名和页码。
② 钱端升：“评立宪运动及宪草修正案”，页460-1。
③ 钱先生曾撰有“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专文讨论这一问题，发表于《东方杂志》（1934）第31卷第1号。并参详单世联：“三十年代的法西斯主义”，见网页www.winds.163.net.
④ 钱端升：“评立宪运动及宪草修正案”，页461。
⑤ 钱端升：“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页478。
⑥ 钱端升：“一个民享与民治政府的展望”，页626。
⑦ 以上引文分别详黄仁宇著、张逸安译：《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北京：三联书店，2001），页194、198、202和232。
⑧ 威廉·S·斯焘克思：《拉丁美洲政治》（纽约：克罗威尔出版公司，1959），页457 (William S. Stokes,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Crowell Co., 1959)。
⑨ 详梁漱溟“宪政建筑在什么上面”，收《梁漱溟全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卷6，页463-8；“由当前
宪法问题谈到今后党派合作”，同上，页729-36。并参详拙文：“
宪法与帐单”，载《读书》（北京）1998年第3期，页102-7，收见拙集：《说法活法立法》（增订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⑩ 钱端升，“评立宪运动及宪草修正案”，页468。
11 钱端升，“评立宪运动及宪草修正案”，页462。
12 钱端升：“政治活动应制度化”（写于1935年），页500。
13 参详陈志让：“洪宪帝制的一些问题”，收见《中华民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页5－30；张启荣：“有贺长雄、古德诺与民国初年的宪政体制问题”，载《二十一世纪》（香港）1997年总第42期，页47－58；郅玉汝：“袁世凯的
宪法顾问古德诺”，载《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20编《民初政治》（2）（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页135－147。
14 梁漱溟：“中国党派问题的前途”，收见《梁漱溟全集》卷6，页578。
15 钱端升：“政治活动应制度化”，页500。
16 钱端升，“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页486。
17 钱端升，“评立宪运动及宪草修正案”，页463。
18 钱端升：“评立宪运动及宪草修正案”，页465、467。
19 钱端升：“一个民享与民治政府的展望”，页628－9。
20 钱端升：“一个民享与民治政府的展望”，页627－8。
21 详梁漱溟：“中国此刻尚不到有
宪法成功的时候”（1934年），收见《梁漱溟全集》卷5，页469。
22 钱端升：“我的自述”，页696。
23 钱端升：“我的罪行”，载《人民日报》（北京）1957年8月6日。参详拙文：“书生事业 无限江山——关于近世中国五代法学家及其志业的一个学术史研究”第二部分关于钱氏的论述，载《清华法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第四卷。
24 这一段情节，详陆惠勤等译、章竞生校：《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页507－508。
25 赵宝煦：“拳拳爱国心，殷殷报国情”，载《钱端升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页17。并参详汪子嵩：“政治学家的天真”，载《读书》（北京）1994年第6期，页15－23。
26 参详汪荣祖教授为萧公权先生《宪政与民主》（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一书所作的“弁言”。
27 《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页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