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被治”之国民一边来说，则此时也没有要求
宪法的必要。不是说
宪法可有可无，更不是说中国现代政治的养育能够缺少宪政之维，而是因为就当时中国的情形落笔，如果执政者确有“法律的修养”，而人民确有行使民权的能力，则据当时的“现行约法”和其他法律，民权与法治尽可有满意的起点。否则，纵有一纸叫做“
宪法”的空文，人民仍是缺乏有效的保护，仍然不能参加政权。如此，则有
宪法等于没
宪法，立宪既非轻易实现，则要求
宪法也无意义可言。如果说此时
宪法有什么作用的话，不客气地说，除了给“治”者以合法性的粉饰，于“被治”之权利主张言，实际上等于废纸。基此，他得出的结论是，能暂不颁宪最好，如果定要立宪，则也要明白，它只是借用
宪法的名义，“简要，切合国情，不涉理想，也不夸大”，17 而成为国家的组织大纲，如同法国一八七五年的三个
宪法性法律文件那样，先将政治的架子搭起来，为后续的种种张罗约定一个大致的范围。
读者由此可以看出，在钱端升心中，字面
宪法──不管它多么美妙──的颁行并不就是“政治的改进”，当然更不等于“经济的改进”，欲以
宪法的颁行而示国人以政治的进步，仅取
宪法对于政权尊严的宣示功能这“一瓢饮”，从而赋予制宪者以合法性，在钱端升这里就通不过，也讲不通。玩这些“花活”，可能骗得了一般善良的民众和知识分子，但骗不了宪法学家。也正因为此，在“评立宪运动及宪草修正案”一文中，钱氏更进一步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宪法可尽量的以三民主义为根据，但在文字上以少采国民党所特有的名词为佳。因为宪治既为党治的替身，则凡足以引起一般人们反感者自以愈少愈好。
“三民主义”之正式入宪为好多人所不满。但我以为这条尽可存在。三民主义虽为国民党的党义，但究非狭窄的党义可比。……三民主义入宪是极应该的事。不过除此之外，则不应再有党的字眼形诸文字。18
既然立宪为不急之务，根据当日已有的“约法”和法律，民主与法制已然有满意的起点，关键则在于人民有无这一能力，那么，至此，必须回答人民如何才能获得“行使民权”的能力这一问题。钱先生认为，这一能力不可能来自权力垄断者的“恩赐”。权力恒具垄断性和扩张性，一旦掌权，总是不愿让度，是权力的一般特性，所以才需要限制权力的时空范围。指望掌权者培养人民“行使民权”的能力，是等于否定了权力本身的属性。职是之故，改善经济状况和受教育水准，摆脱贫困与恐惧，而首先从改变土地所有权关系入手来提高人民的经济生活，使得人民“不用在经济上依赖于统治阶级”，才能有望建成真正的全面的民主。既然政治的本质是利益，那么，人民必将受到经由政治而获得切实利益这一连动装置的启发和驱使，去争取政治上的发言权。也只有当人民获得了生活的手段以及在政治活动中获得了利益时，他们才有能力并从自身利益得到启发，“起来阻止属于少数人的或只为少数人服务的政府。”——这时，照钱先生的思路，可能“民主”就有希望了。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在这句话之后，钱氏作出了如下解释
他们将有能力做这件事，因为他们已经不用在经济上依赖于统治阶级；他们的自身利益将指明他们去做这件事，因为他们新近获得的经济地位，只能由维护他们利益的政治制度所保护。”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