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实面落后于理论层次的理想面。精确来说，中国并没有组织好迎接议会制度。顾名思义，自由派必须引进渐进的立法，以扩大公民权，或是让弱势者也享有经济的特权。因此必须要有选民存在，能够支持这些计划，并且能用法律和经济手段来加以施行。这又必须牵涉到可以测量和协调的数字图标。
中国当时所缺乏的，的的确确，不仅是“公民权”，还有这连带而动、隐藏于后的“数字图标”，种种非水到渠成，否则不足以支撑宪政的技术要素。正是在此，如黄仁宇先生所言，没有过渡之计，在大破坏之前，不可能进行有秩序的建设——“历史出现了僵局，而内战正是突破”。置此乱世，“法治”云乎哉！
也正是因此，黄仁宇先生才会接着说出下面这一段至理：
其实无需替蒋介石辩解。他编造出一只纸老虎，但人人都信一为真，预期他的创造物能有真老虎的功用，这样的期待本身就是历史加诸他的最大赞辞。他有时被批评成无法无天。但法律是社会的强制行为，除非守法多半能符合日常的社会行为，否则徒有法规不足以执行。事实上，无法无天是蒋介石的问题的根源，而不是他的特权。无论是他的
兵役法或法定货币法案，违法情况都很普遍。这些法案都领先时代。⑦
可是，倘不“领先”能行吗？事实是不仅不行，而且很可能连形诸字纸的合法性都没有。明知“无法无天”将是新法颁行后不可避免的结果，可还是得颁行，并以此为后续设置开道。而如此这般，又恰恰与立法所标示的旨意相左。明知相左，可依然如此，也不得不如此，正表明“历史出现了僵局”。在一个奋力建设民族国家，而以字纸层面的立法特别是“
宪法”等等为现代社会形态的诞生开道的时代大潮之下，中国所无法回避的，恰恰正是这一遭遇。西方一位政治学家说，某些特定国家的
宪法只表明该国存在具有良好宪法学识的人士──可能接受过并满腹西方的宪法学知识，这就是为什么“落后”国家却可能有一部堂皇的
宪法。⑧ 话虽说得刻薄，但一路走过来的个中人于此却未偿没有心领神会的苦笑处。今日回头一看，梁漱溟、钱端升们的所思所虑，可能也正是基于对于这一遭遇的切身体认吧。
再次，如立宪旨在建立法治，则要建立法治，人民先得有制裁违法的当局者的实力，也就是梁漱溟所说的构成宪政所以成立的“势”──特别是下面诸“势”。⑨要是人民不能行使政权，也没有制裁的力量，则纵有
宪法的名目，民权及民治仍无存身之地，法治亦无落实之径。当日的中国，民治可以暂时没有，而法治则不能无，否则“政治便无从循轨而行。”而法治作为一种现代政治状态，即对于国家的非人身性、非人格化的民主的法律治理，牵缠既繁，费日亦久，其间技术要素甚众，非一纸
宪法所可毕其功，即非一大而划之的制度性设置所能笼统。所以，从理论上来讲，钱先生认为当时中国如有一部
宪法，将政府各机关的组织、职权及彼此间的关系做一扼要的规定，则“公法方面的法治”必较有把握──钱先生将“法治”划为“公法方面”与“私法方面”两部分，后者较难实现。但即便如此，也不要寄望过高。法治乃是奔向“新中国”这一奋斗过程的结果与事实，而此事实非法律规定所能立刻呼唤而来。令法律迁就事实易，而令事实遵随法律难。因此，如为树立法治而立宪，第一须切合现时的国情，第二须简要，庶几遵守、实行俱无问题。法律贵在实行，不实行的法律愈少，则法律的尊严愈少损失。⑩如果有法而不能实行，不被人遵守，则离法治更远，不如无法。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