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有甚者，甚为吊诡的是，在他看来，民主政治的“本质良不良”很有问题。也就是说，流行的民主政治本身不见得完全适宜于现代的国家，如果仅为实现民主政治而立宪，则大可不必，而且，当时的中国人民也没有运用民治制度的能力或者习惯。举世滔滔，“德先生”乃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救世主，钱先生却说民主政治的本质究竟良否还有待再认识再检验，难怪时论直指其为“法西斯主义学者”。③ 后面这一点，尤为论敌所诟病，此后更成为一个把柄，在1957年以及后来的整肃运动中被当作“一贯反动”的证据屡次提及。但是，平心论史，仁心论人，公心论事，超然之心论学，事隔半个多世纪后回头一看，正不妨说，在钱先生一方，固不是故弄玄乎作惊人语，而更有其思虑与悲情所在。也就是说，钱先生不仅知道“高调的”民主，即以民主为实现道德理想的制度，而且更看到了美洲大陆和晚近欧西发展出来的民主的另一义，即民主乃是针对人的有限性而设置的一种“较不坏”的绳范与程序，本身并无什么崇高的目的。——哪里是在“讴歌法西斯主义”？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会理解钱端升先生为什么会说“民治国的宪法学者虽不承认俄意为立宪国家，但俄意的独裁究尚不失为法治。”④ 而且，当其时，如此持论的大牌民主派人士还并非钱氏一人呢！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当救亡保国、“高速度大规模的生产”成为民族第一要义时，无论什么高悬的理想与美好的设置，只要无助于第一要义的实现，均会遽失光辉。学者的纯然学思与致用焦虑，在时代的大潮催逼之下，是如何的柔肠百结，真所谓剪不断，理还乱，钱先生的学思堪为一例。
其次，如果以立宪奉行民权主义，也同样不得要领。的确，根据《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字面规定，“国民大会”的权力不可谓小，可是，其与实际的差异又何止天壤。字纸上的文章再漂亮，不过是坐在屋子里的人制作出来的死文字罢了。基此，钱氏质问，字纸上的权力再大，但是：
谁能保障国民代表大会真能由人民自由选举？真能代表人民？又谁能保障国民大会能行使
宪法所赋予它的权力？谁能保障政府各部分的官吏能遵守
宪法及法律？又谁能保障违法者会受适当的制裁？⑤
这里，
宪法字面的堂皇掩饰不了实际的困境，而字面与现实间之所以上气不接下气，实道出了现实的困境非字纸所能即刻解除，却又不得不借助字纸以向社会的“上层结构”有所交代，并就社会重组本身有所铺陈这一尴尬。似乎，这不是中国一家的尴尬，而是面临“现代化”重压的诸多亚非国族共同享有的一个相当普遍的经历，也是“先民主起来”的欧洲国族曾经经受过的社会－文化转型阵痛。
实际上，钱氏对此尴尬或者说“矛盾”是多所察觉的。这一矛盾不仅表现为一方面人民呼求民主，但却无力为民主而斗争；另一方面，如欲养成人民的民主能力，在当时的中国，只能是自上而下的运作，即实行“施舍式”“请愿式”的民主，而这本身即违背了民主。这一矛盾还表现在
宪法所规定的政治“形式”与中国“现实”的冲突，这一冲突构成了辛亥之后三十多年间一切政治冲突的根源，可能也是包括
宪法在内的一切法律无效的根源之一。而且，到钱氏动笔写作英文著作《中国政府与政治》的1947年为止，钱氏展望，“形式和现实的冲突问题还将继续存在。”⑥ 无他，因为中国的社会－文化转型过程尚未完结，而只要这一过程一日未止，则凡此尴尬、矛盾、冲突以及表现为“有法不依”的法律无效现象，就将一日不会止息。
而这一切，究其深层缘由，正如大历史家的“大历史”所昭示的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