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戒者何——钱端升的宪政研究与人生历程
许章润
【全文】
目 录
第一节 “决不是一纸
宪法所可奏功”
第二节 作为“结果”的
宪法及其世俗的神圣性
第三节 所戒者何
宪政与民主，是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个揪心话题。百年以来，政学两界涉陷皆深，口诛笔伐连带刀光剑影，虽力避而不能免。在以宪政为治学领域的诸多学人中，钱端升的学思甚值回味。这不仅因为他是最早一批留学西方、取法异域治道与治式而学有所成的中国学人，更在于他的宪政思路迥异乎具有大致相同背景的同道，反倒更接近所谓“保守派”中人。同时，钱先生政学两界人脉皆广，影响既大，其言必重。今年是钱先生冥诞一百周年，回顾钱氏宪法论说，其所启示吾人者，恐怕绝非只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第一节 “决不是一纸
宪法所可奏功”
如同对于一切社会性设置的考察必问其目的何在，钱先生是从辨析立宪或者宪政的目的来铺陈思旅的。中国为什么要“
宪法”？制宪的目的何在？制宪与“中国问题”究竟是什么关系？对于中国来说，
宪法是“灵丹妙药”还是“不急之务”？举世滔滔皆云立宪，实则未尝深长思之，而时艰势迫，一事接一事，客观上也不遑深思。与通过立宪救亡保国或者昭示现代国家特征等等一般性的思路不同，在钱先生看来，立宪的目的不外乎以下三端，即“实行民主政治”、“奉行民权主义”以及“树立法治局面”。这是
宪法的使命，更是宪政的结果，既为一切先行民主政体的人文类型所昭示无误，可能也是此刻钱氏如此命笔的外域思想资源之一，而构成了钱氏臧否一切立宪活动的理论绳矩。
这里，让我们一一看看钱先生的理述。
首先，如果立宪旨在“实行民主政治”，则未免倒置因果，因为宪政是民主的结果，而非前提。在他眼里，通常所谓的民治，即民主，是现代国家的标志，当日的中国虽然还称不上现代国家，“但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也万无绕道民治的理由。”① 而“民治”，一个环环相扣的现代政治运作系统，牵扯既繁，费工必巨，其实现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的指标。钱先生认为，下列五端至为关键，必不可少：
第一， 不问事实如何，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表现在国家通过统一立法对于全体公民的基本权益实行同等保护；
第二， 限制国家权力，允许个人保留一部分自由权，在“限权”与“授权”之间形成必要的紧张；
第三， 设立一个代议机关，由人民依据平等的原则选出，并代表选民的利益担负立法权，选民于感觉必要时行使罢免等项权利；
第四， 议会中存在两个以上的政党，互相监督，轮流执政；
第五， 政府实行分权体制，于制衡格局中行使权力。
而综括这一切，均要求人民具有实际的参政权利与参政能力。也就因此，如要奉行民权，先得训练人民如何行使政权。而培训“行使政权”的能力的最佳方法，恰恰在于实际行使政权，于行使政权的实践中渐知如何行使。就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民权论来看，选举、罢免、创制和复议为四种主要政权，人民要行使这四权，必须经过假以时日的充分训练，绝不能有所侥幸，也“决不是一纸
宪法所可奏功”。而且，既有的政治框架既然已经涵括这四权，则于实践中渐会行使这四权，使它们成为真实的权利，便是最为切实的民主政治，无须再添累赘，否则，可能反致浮华不实，累及四权。另一方面，从立宪国家的成功经验来看，“成功的民主
宪法皆先有民治而后有
宪法，先于民治的
宪法皆为失败的
宪法。”② 换言之，民治的事实为先，肯认与记载这一事实的法律在后，宪政不过此一事实与法律两相扣合的成果。职是之故，中国如为奉行民权主义而立宪，则犹如置车于马前而欲车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