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看到，从汉代开始，国家法逐渐引入儒家的道德规范。汉承秦制，尽管恢复封建制的汉初在国家政权结构上有别于秦朝，但朝廷政制基本上承继秦朝旧制，尤其是国家刑事法，基本上照搬法家的模式。秦法治汉，弊端丛生。武帝时期儒学兴盛，董仲舒发明以《春秋》经义为刑事执法的依据，比附《春秋》、引经决狱成为其后引儒家经典修正刑事法的前导。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上，尚有桑弘羊舌战群儒，法家主张还在与儒家学说抗争。到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的石渠阁会议，儒学已完全掌控了局势。再到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的白虎观会议，适应当时国家治理需要的儒学已完成了他的体系化。东汉章帝时，廷尉陈宠上疏说：“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26]刑应该是法的后盾，法明于先，刑随于后，违法入刑，相互表里。但此时的汉朝君臣的心目中，礼就是法，在法的位置上他们换上了儒家主张的礼。礼是什么？在班固整理纂辑成编的白虎观会议文献《白虎通义》中，概括为“三纲”“六纪”：“三纲者，何谓也？诸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这是从汉武帝设学官开始儒学讨论以来的核心成果，也推动了当时儒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对儒家经典的大规模的考证、编辑、注释、讲解，甚至伪造，使儒家学说越来越体系严密。这样的学术研究不仅造成了国家行政法的一些变化，如学官制度的变化，选士制度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儒学中的孝慈仁义原则被引入刑事法，带来国家刑事法的重大变化。本于孝慈，一改汉初的严惩亲属隐罪，宣帝时开始准许“亲亲相隐”[27]；本于仁义，“罪疑从轻”，东汉时提出“八议”之论[28]，曹魏时开始确立“八议”之制；还是本于孝慈仁义，对于特别违背孝慈仁义的犯罪行为予以特别严重的处罚，于是“十恶”之制逐渐确立。从执法方面看，西汉长期承秦之弊，拷囚无度，直到宣帝之时，法吏治狱仍惨酷无比，所以有路温舒上书痛陈酷吏之害，宣帝感动，下诏要求官吏公平折狱。[29]东汉初，光武帝和章帝都曾下诏，以孔子“刑罚不中，则人无所措手足”为依据，要求执法官员“省刑罚”，公平折狱。[30]执法官员中也开始追求不用刑审案，黄霸不用刑审案断狱的故事开始受到普遍的传扬。○12而官府冤杀孝妇被认为会得罪天地神明，东海孝妇被冤的案狱故事被民间不断渲染，成为民众批判斥责昏官酷吏和黑暗官府的一种工具。○13
　　在儒家学说的道德伦理被国家法一步步引入之时，民间法中的家族法兴盛起来，并儒家道德化。中国社会家庭观念的产生不知始于何时。孔子以孝慈为其理论核心，其基础应该是家庭观念。孔子的家庭观基本上属于平民的家庭观。平民家庭以伦理为法应该基本上就足够了，不大需要更系统细致的家族法内容。但高于平民家庭的贵族家庭，家族法就有了在伦理的基础上系统化和细致化的需要。周朝家天下，周法既是国家法也是家族法。但秦汉以降，王室家法尽管可以纳入国家法之中，但与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法应该是有区别的。秦代开始，皇家专设掌管皇族及后族（外戚）事务的官员（宗正），具体工作是掌管皇族的名籍，分别皇族宗亲的嫡庶亲疏，编列谱谍，参预审理宗亲人员所涉犯罪案件。直到清代，宗人府的工作基本上还是这些内容。皇家事务复杂，一般家庭事务简单，但有些大家族也需要有严密的家法加以规制。
　　中国皇族以外的大家族应该始于春秋时期。先是诸侯瓜分天下，后是大夫瓜分诸侯国。但从战国争战至秦国一统再到秦亡汉立，旧贵族扫荡，新贵族产生。王侯将相反复更替，世家大族旧去新来。东汉末世，朝廷势力衰弱，贵族势力强盛，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长期分裂纷争，社会民众得不到稳定安宁，不得不求助势族豪强。于是“宗主督护”，家兵护族，家族法越来越盛行。《三国志•魏书》记载：魏人田畴 “率举宗族他附从数百人，扫地而盟。……遂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馀家。……为约束相杀伤、犯盗、诤讼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条。又制为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班行其众，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31]这样的家族法既有刑事法内容也有民事法内容。当然，田畴所管领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家族，而是数千不同姓氏的家庭构成的一个社会共同体，所以，他所拟制的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家族法，带有某种程度的区域共同体自治法的性质。但汉末至南北朝，大家族主要是一姓聚合。《通典•食货志•田制》引宋孝王《关东风俗传》说：北齐时，“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将近万室，烟火相接，比屋而居。”这样的世家豪族，一方面以坞堡壁垒武装自守，应对战乱时势；一方面“百室合户，千丁共籍”[32]，且广招佃客，不纳赋税，使国家法难以涉入家族内部；还有一方面就是家族内部既人员众多，又等级分化，需要家族法调整自身的工作生活秩序。东汉末崔寔仿古月令所撰写的《四民月令》，记述世族田庄从正月至十二月例行的农桑耕织、制作商贸、教学礼仪、建筑修缮、守庄防盗等等工作和生活内容，既是世族生活的事项安排，也可看做是世族内部的法律规制。北齐颜之推是儒者，又崇佛法，他撰写的《颜氏家训》重在道德教导，兼含规范约束，目的在于“整齐门内，提撕子孙”[33]，内容则涉及家族生活的各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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