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律政策学”与“法律解释学”
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所说的“法律政策学”和“法律解释学”不是关于法律内容的具体主张的实质性区分，而是一种法律方法、法律视角和法律立场的区分。一般说来，法律政策学采用“法律的外在视角”，[２３]也就是说从法律的外部来看待法律，这种视角关注的与其说是法律本身，不如说是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而且更主要的是将法律现象和法律规则还原为其他的社会现象。这种“法律索引论”从法律入手索引到法律背后更大的支配法律的力量。与这种法学方法相一致，法律政策学有意识无意识地将法律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工具，而采取了一种工具主义的立场。法律要么一种反映性力量，要么是一种建构性力量。法律如果不是反映普遍自然法的原则，作为实现普遍价值追求的工具，就是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工具，如果不是反映历史文化意识形态，成为捍卫民族文化的工具，就是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因此，法律政策学的理论主张一般都会诉诸哲学、历史、社会学、政治学或者经济学的宏大话语的叙述策略。 相反，法律解释学采取了“法律的内在视角”，将法律规范或者规则本身看作是唯一关注的对象。在注释法学的视野里，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法律的世界，任何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等的要素只有转化为法律才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方法不仅将吵嘴打架的日常小事理解为“侵权之债”，而且将国家本身都理解为一种法律规范。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就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与其他学科没有直接的关联，研究法律尽管要了解法律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状况或者文化意识形态，但是这些东西只有在法律规则的理解中才是有意义的。法律尽管要服务于某种道德、政治、经济或社会文化的目的，但是，这种服务是通过法律规则的内在解释完成的，而不是通过法律外部的规则变化完成的。因此，法律解释学采取的不是宏大话语，而是小心翼翼的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 从这两种不同的立场来看待
宪法的话，问题的关键在于
宪法是“工具”还是“教义”？从法律政策学的角度来说，
宪法作为法律依然不过是社会政治经济力量的反映，因此，在法律政策学的视野中，
宪法不是至高无上的，在
宪法之上还有更高的政治理想。
宪法也不是最具有权威的，因为在
宪法之上还有更高的主权意志或者说人民意志。在这个意义上，
宪法虽然在法律体系中可能是最高的法律，但是，
宪法依然是某种工具，是实现政治理想或者阶级意志的工具。但是，从法律解释的角度看，
宪法就是最高法律规范，是一切法律规范的渊源，其它法律规范都是从
宪法这个“基本规范”中引伸出来的，[２４]任何其它的法律规则只有在获得
宪法这个规则的认可之后，才能具有法律规则的效力。[２５]在这个意义上，
宪法就可以理解为一种教义，和最高的权力源泉是同一的。就像上帝的意志体现在《圣经》中，真主的意志体现在《古兰经》中，人民意志就体现在
宪法之中，因此，就像作为上帝和真主在人间的代言人，牧师和阿訇把《圣经》和《古兰经》作为至高无上的教义，小心翼翼地阐释这些教义的意含，“人民代表”作为人民的代言人就只能将
宪法作为教义，只能解释
宪法而不能超越
宪法之上。如果说在
宪法之外还有什么人民的意志，那么至少在法律解释学看来，这显然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
二、
宪法司法化的政策依据
在
宪法司法化的讨论中，为
宪法司法化提供合法性依据的话语策略主要采取了法律政策学的立场，即从党的政策、领导人的讲话和整个社会上流行的意识形态话语来论证
宪法司法化的合理性。坚持
宪法司法化的黄松有法官就采用这种法律政策学的宏大话语策略。
一方面，他认为江泽民同志１９９９年１月３０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征求党外人士对修改
宪法部分内容的意见的座谈会上提出：“切实把
宪法的各项规定落到实处。”由此，他引申出“落实
宪法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
宪法直接引入司法程序”。另一方面，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的思想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具有指导意义，它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我们走出在
宪法实施问题上的各种误区提供了重要契机”。因此，“
宪法司法化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不断发展完善的内在要求，是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法院审判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总之，所有这些论证都建立在改革创新这样的意识形态话语上面，法院工作要“顺应法治发展的潮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打破在
宪法实施问题上的保守观念，不断探索符合现代审判规律内在要求的法律适用新模式。”[２６]在这个意义上，法官仿佛不再是依法审判的法律职业人士，而是一个社会改革家。他们不仅创造性地解释领导人的讲话，而且根据这些讲话的要求来突破法律。
在这种法律政策学的话语策略中，尽管反复强调
宪法对于时代的重要性或者说与时俱进落实
宪法的重要性，但是，这种
宪法是抽象的
宪法，而不是具体的
宪法，不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个具体的
宪法文本，而是抽象的
宪法理念。如果以
宪法文本为依据的话，那么由此而来的问题就是：如果要落实
宪法实施，就要看
宪法中是不是规定了
宪法司法化。如果
宪法中没有规定
宪法司法化，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根据社会政策的需要和改革发展的需要，可以采取违宪的方式实现
宪法的司法化？看来，
宪法司法化的叙说遇到了一个
宪法上的难题。
三、
宪法上的难题
这个
宪法上的难题被反对
宪法司法化之说的童之伟教授抓住了。他认为，“有非常多的证据表明，法学界和法律界中有为数不少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实际奉行的是双重标准：在讲到直接适用
宪法保护公民基本权利时，其中的基本权利是中国
宪法中规定的权利；在讲到直接适用
宪法的机关的地位、权限时，他们心目中的
宪法却往往不像中国的
宪法，而更像美国的
宪法，似乎只有中国法院取得美国法院（法国、德国等其他西方国家的法院的地位都不行）那样的地位和职权，中国
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权利才能实现。”[２７]他进一步指出，“我们不能指望最高法院用超越或突破
宪法架构的方式解决
宪法适用不充分的问题。……中国的最高法院的地位和职权不能同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比，中国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也不可能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宪法判例那样的地位和作用。”在童之伟教授看来，不仅违宪审查意义上的
宪法司法化与我们现行的
宪法是矛盾的，而且司法判断意义上的
宪法司法化也与
宪法中规定的法院的职权是不相符合的。一句话，
宪法司法化无论在哪一种意义上都是违宪的。那些比童之伟教授温和的反对意见尽管在原则上支持司法判断意义上的
宪法司法化，也依然反对违宪审查意义上的
宪法司法化，也认为这种制度与我们现行的宪法制度是不一致的，甚至有违宪的嫌疑。[２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