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静坐、集会、游行、示威权
集会、游行、示威权是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
宪法》和《集会、游行、示威法》均予以确认。而对处于弱势群体的学生，该项权利的行使尤为重要。静坐权的确认也是必不可少的。集会、游行、示威非合众人之力无以发动。若学生无静坐权，则个人或少数人对校方有强烈之要求，或忍气吞声，或去发动一场集会、游行、示威，这两种结果我们都不愿看到。而既使对于广大的学生而言，选择静坐来表达意愿也同罢课一样，是一种较集会、游行、示威烈度较小的一种反抗形式。所以如果不承认静坐权的存在，要么不利于保障个体权益，要么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十七）交往权
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理性个体，交往是人之为人的基本需求。学生的交往权本质上要确认交往的自由——有和同性交往的自由，也有和异性交往的自由，交往的方式和深度也是学生的自由。有许多高校为了满足其“存天理、灭人欲”的阴暗心理，同时为了降低管理成本，甚至禁绝男女同学的正常交往。比如辽宁师范大学的学生处处长刘某就曾对某两位同学一起讨论学生会的工作而横加指责，只因为他们是异性。我们知道世界上大约89%是异性恋，这在经济学上可以解释为一种歧视。但若学校画地为牢，让同学不能满足与异性交往这一偏好，其结果是令一部分同学必须放弃歧视，退而求其次地转向同性。当然同性恋者应当得到尊重和关怀，但是学校硬是把异性恋培养成同性恋恐难脱“逼良为娼”之咎！
(十八)创业权
学生创业是一项值得鼓励的新生事物。1998年5月举办的清华首届创业计划大赛，正式拉开了我国学生创业的序幕。2000年教育部出台相关政策，标志着学生创业受到官方的明确肯定。（参见：陈朝晖、张德民．《论学生创业及其法律保障》［Ｊ］．《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3（4）96）。
然而部分高校的校规中仍然明定“学生不许经商”，显与国家政策和社会现实相悖，虽然今天的“创业”与八十年代的“经商”不能简单地等同。这些学校的抱残守缺，与国家法律的欠缺不无关系，但要修改法律，毕竟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尚需假以时日。而且法律本身必然是粗线条的，就算制定出来也需要各学校根据自身的情况加以细化才具有可操作性。同时即使在较开明的学校，对学生创业的种种支持乃是仰仗学校决策者的认同，是“人治”而非“法治”，即便当下如火如荼，也仍存在“人走茶凉”的不确定性。所以有必要将学校对学生创业的鼓励与支持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