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惩罚见犯罪而不格斗制止者，也不乏其例。比如《法国刑法典》第223——6条规定：任何人能立即采取行动阻止侵害他人人身的重罪或轻罪发生，且这样做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并无危险，而故意放弃采取此种阻止行动者，处5年监禁并科50万法郎罚金。《西班牙刑法典》（1971）第338——1条规定：任何人，如果由于其介入可以阻止侵犯他人生命的犯罪或对他人尊严、贞操、安全的重大伤害，且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并不造成危险，而不及时介入者，应处以长期监禁并科以5千至1万元罚金。中国旧律也有类似规定。唐律《捕亡律》规定：“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闻而不救助者”，杖九十。“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
　　由是观之，虽外国立法和中国旧律均有与犯罪分子进行英勇斗争的要求，但并没有“殊死斗争”之谓，相反，往往规定了“这样做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并无危险”之前提，或“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随近官司”的例外。建行大庆市分行制定的《安全责任书》中冠冕堂皇地提出：“发生事故和案件时，全体员工要与犯罪分子作殊死斗争，不惜一切保护好国家资产和财产安全，违者给以罚金、行政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资料来源于互联网 “羊城晚报”：《姚丽该被双开吗？》一文）。建行大庆分行的负责人们没有参考国内外相关的立法，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不需要考察立法的科学性，在其的思想观念中，作为“领导”当然有权做出命令，职员也只有服从的可能，无论其依据何在或合理与否。这一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版本：“古典礼仪版”名曰“口含天宪，言出即法”，“现代流氓版”名曰：“老子就是法，法就是老子”。这是与身份制社会如影随形的法律意识，比较起来似乎前者的伪善反而令人神往，至少还标榜对“善”的认同。
　　曾经有人把姚丽和11年前与歹徒搏斗的银行女职员“二兰”做比较，姚丽没有对英雄“二兰”之后获得的荣耀感到羡慕，只是说：“也许每个人的能力不同，我当时的处理已经竭尽全力了，那种情况搏斗也是徒劳。”被安排到北京工作的潘星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时回答：“每个人的观念不一样，我觉得她那么做有她的道理，但是我的原则依然是：人在，钱在。我也有我的道理。”（资料来源于互联网“美亚新闻中心”钟鹭．《姚丽：不是英雄就是狗熊？》．）
　　个人可以为信念，为理想采取一种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态度，但从社会、国家制度看，却不能不以保障其社会成员的生命，维护他们正常的生存为其最优先的取向，除非出于保障更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例外考虑。从立法上而言，只能确立对“甘洒热血写春秋”的奖励制度，却不能确立对“紧急避险”的惩罚制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论语·宪问》）固然有重大的意义，却没有直接的作用，就意义与作用的取舍，法律应当为人们留下选择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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