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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民党虽然仍尊孙文、黄兴为领袖，但实际工作是由宋教仁主持的。著名记者黄远庸写道：“国民党之改组也，实系钝初(宋教仁)一人主持……宋君居京既久，政治思想异于他人，实为国民党政界运动之中心。诸同盟会议员既亲附之，与之连名附于赞成改组之列，及改组事定，则国民党之议员，尤亲附之。”[19]与同盟会一样，国民党也有不同的派系。宋教仁显然是有重大影响的一派领袖，且显示了团结全党的潜力。应该如何评价他的政治主张呢?
应该肯定，他把秘密革命组织改组为共和制下公开活动的政党是正确的。章太炎等人鼓吹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是片面的，但革命党确实需要改组为民主政党，方能适应巩固和发展民主共和政制的需要。同盟会本来以组织武装起义为自己全部活动的中心。民国建立后，除非一开始就准备继续积蓄力量，以武力扫平一切政敌，统一全国，建立自己的绝对统治， 同盟会的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不能不进行全面的改革。
应该指出，不能简单地把消解党派看作反民主势力的政治阴谋或个别人昏愦的奇谈怪论。这个错误主张其实包含着一些合理因素。例如，张謇是消解党派的积极支持者。在政权移交给袁世凯以前，他就致函临时政府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黄兴，申述他的理由：“军事非亟统一不可；而统一最要之前提，则章太炎所主张销去党名为第一……一则可融章太炎之见，一则可示天下以公诚，一则可免陆军行政上无数之障碍。愿公熟思之；此为民国前途计，绝无他意也。”[20]当时义军蜂起，良莠不一，非严加整顿，军令、政令均无法统一；财政亦不堪重负，正面临崩溃的危险。他没有就事论事，而冀图从现代国家中政党与军队关系的高度去思考问题。军队与政党分离，在国内政治斗争中中立，使之真正成为国家而不是某个党派或个人的工具，这是现代民主国家的天经地义。张謇以此为出发点，力主“销去党名”，如仅就军队与政党关系而言，这是一个正确的原则。如进一步要求整个社会都“销去党名”，那就有过犹不及之嫌。不过，无论是那种情况，这都反映了一些有识之士已敏锐地感到：原有的政治组织必须改组。同盟会等五团体联合组成国民党，正是适应这个历史趋势的正确措施。
有的史家认为，国民党成立前后滥收党员，削弱了它的战斗力，这是导致民主共和制不能巩固的重要原因。窃以为对此事要作全面的分析。
首先，不能用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原则作为观察其他政党的规范。这些政党从组织形式去考察，大体有两个类型：一是所谓“干部党”，通常只有党务干部在做研究和宣传政策、联络和筹款等活动；一般成员没有严格的入党手续。另一是“群众党”，自下而上地组织，有特定的社会群体(如职工或工商业者)为主要的社会基础；即使有入党手续，也极为简单。两者通常都以通过选举执掌政权为自己的活动中心(即使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怪胎——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类型的政党也是通过选举上台的)。因此，政治纲领和当前各种重大问题的对策才是这些组织的生命线。各自以自己的主张和推销这些主张的能力去赢得选民的信任。这些政党实际上是政治家、政客(这是一物多名，实质并无差别)或其他有志安邦治国和做官谋生等吃政治饭的人，谋求赢取公民支持，贯彻主张，施展抱负的组织形式。严密的组织是不必要和不可能的。这些政党面对的是公民取向的不确定性，而这正是督促吃政治饭的人进取，和推动社会更加自由、民主、开放的必不可少的机制。如果一次授权，即可长期垄断，必然导致国家的封闭，实行极权主义，乃至干出各种疯狂勾当。德、意、日的法西斯政治就是其中典型。所以，国民党成为比较松散的民主的政治组织，不过是现代政党的常规，不值得大惊小怪。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这也是利大于弊的积极步骤。
在组建国民党过程中，确实出现过一些偏差。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不以政治思想的分野为基础，硬拉当权的政府官员入党，拼凑所谓“政党内阁”。
当时数以百计的政治团体，纲领和政策相同或接近的比比皆是，一人跨越几党的现象屡见不鲜。例如，南京临时政府的司法总长伍廷芳是共和政体的坚定支持者。但他既是与国民党对立的共和党和后来的进步党的理事(理事长是黎元洪)；又是国民共进会的会长，国民公党的名誉总理（这两个组织后来都与同盟会合并，组成国民党）。同时参加对立的两派尚且不以为怪，交叉参加同一倾向的各党更司空见惯。这反映当时的政治领域存在“咸与维新”的某种浑沌状态。面对这一状况，如能确切认定“普及政治思想，作育从政人才，确为当今急务”，[21]坚定不移地传播和捍卫自由、民主思想，不失为争取与联合各方力量、推进民主政治的大好时机。
不过，如果不以培植自由、民主思想为基础，不清醒地考察政治分野，为追求表面的影响而降格以求，不但给世人留下丧失原则的恶劣印象，且为反民主势力张目。当时，建立民主政制的主要阻力来自袁世凯及其追随者。但国民党的有些领袖居然把长期追随袁世凯的前清官僚、时任国务总理的赵秉钧和各部总长等所谓“国务员”拉入国民党，然后心满意足地宣称已组成了“国民党内阁”。黄兴甚至“并挽袁（世凯）为国民党领袖。袁遣杨度入党，觇虚实。杨以变更政党内阁主义为条件；吾党难之。杨不入党；袁亦罢入党议。”[22]出面办这件事的是黄兴，但得到孙文的首肯和支持。孙文曾志得意满地说：“黄克强抵京后，主张政党内阁，调和各派意见，袁总统均甚赞成。余出京时，邀国务员加入国民党之议始起。今阅报，国务员已入加本党。是今日内阁，已为国民党内阁，民党与政府之调和，可谓跻于成功。嗣后国民党同志，当以全力赞助政府及袁总统。”[23]这种麻痹斗志的声音，与当时严格批评监督政府的舆论颇不协调。
尤令国民党尴尬的是有些“国务员”坚持独立人格，坚决拒绝了这种错误做法。当时的报纸曾广为报导：“黄克强此次来京……曾力劝教育总长范源濂君加入国民党，措词颇为激烈。略谓：此次鄙人北来，专为调和意见而来。尤以国务员一律加入国民党，为调和之先声，且符政党内阁之主张……现在各国务员均先加入，公如固执，将来破坏吾政策者，实君一人。吾不得已，惟有立离北京耳。范乃婉词却之。”[24]“财政总长周学熙语人云：‘财政总长地位为一时的，周学熙三字为永久的，因一时之地位令永久之个人入党，昧良无耻，莫逾于此。’故对黄兴强招入党之举，坚拒到底。”[25]强人所难，竟招致这样的结果，自然是孙文、黄兴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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