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出这样的抉择，实际上是走上非政治化的道路。1912年3月，同盟会总部在南京开会员大会，制定了《中国同盟会总章》和九条政纲，选举孙文为总理。8月，同盟会又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政治组织联合，合并为国民党，公推孙文为理事长。这些都是像同盟会那样以进行军事斗争为主要任务的秘密革命组织，在新的形势下向现代民主政党转化的必要步骤。但这时的孙文坚决表示：“决不愿居政界，惟愿作自由国民。”[10]理事长一职，他旋即委托宋教仁代理。
同盟会——国民党内颇多成员持另一种态度。以宋教仁和其他国民党领袖为代表，他们在尊重孙文、黄兴等人的前提下，也各自独立地阐明自己的主张。其要点是：
1，民主、自由尚未实现。与孙文的乐观论调相反，他们毫不含糊地说：“今试语皙族曰：‘亚东有伟大民国，合七族以建极也。’闻者能相承否……又自语曰：‘吾为民国国民，凡欧美民国国民之自由之康乐，吾弗歆羡焉矣，吾既与齐肩矣。’尝熟审而不邻于夸诞否? ”[11] “天赋人权，无可避也。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主义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推翻专制政体，为政治革命着手之第一步，而尤要在建设共和政体。”[12]强调自由、平等等“天赋人权”，把建立民主政治体制放在中心位置，实际上否定了认为三民主义只剩民生主义尚待努力的错误认识。
2，为了给民主、共和制度奠立良好的社会基础，他们力倡思想观念的变革和改良社会风俗。他们认为：“数千年君权之影响，迄今未沫，其与共和思想抵触者颇多。”因此，应该“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13]或者是：“以人道主义及科学知识为标准而定改良现今社会之条件。”[14]他们所说的人道主义指的是个人的独立、自由、男女平等、贵贱平等、婚姻自由等现代人权。几年后，《青年杂志》创刊，新文化运动兴起，大声疾呼“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5]为基本宗旨，与他们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3、以两党制和政党内阁为基本政治主张，推进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建设。用宋教仁的话来说是：“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纲，就可以求其贯彻了。”[16]以此为指导思想，他们相应地有三个措施：
一是区分秘密的革命组织和公开活动的政党。在当时多达320个政党和类似的政治团体中，[17]联合了宗旨相近的组织，组成了全国第一大党——国民党，总部设在北京，在各省和海外各地建立了支部。
二是致力于竞选活动。按当时的《国会组织法》规定，参议院议员274名，众议院议员596名，合计870名。1912年12月至1913年3月的第一次选举中，国民党有392人当选为参、众两院议员，而居二、三、四位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计才有223席。国民党成了国会中的第一大党。当时登记的选民号称有四千多万，只占全国人口的10%；妇女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选举过程也产生了收买选票、军警到场威迫、计票舞弊等不法行为。不过，如果考虑到有的问题（如妇女选举权）即使在当时的欧美亦未解决；有些则是几乎所有国家建立和完善民主制度中都出现过的现象，任何国家的民主制度都有一个完善过程，就应肯定这终究是中国走向民主的第一步，与完全不必通过国民依法定程序授权的专制统治相比，无疑显示了历史的进步。
三是运用各种政治权利和大众传媒，对袁世凯及其政府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监督。尽管产生过程有种种缺陷，但议员们总的说来对履行自己的职责是认真的。从内阁组成人选到大借款和各大政治事件，一一进行了认真的辩论和质询。再加上民国初建，大体保障了新闻自由，他们与传媒合作，对政府和政府官员的活动进行了认真的监督。例如，袁世凯的作为就被报刊斥之为中国历史上“游民政治”的继续，“袁世凯之用人，乃并男盗女娼者而亦用之……彼以为天下之人，殆无有不能以官或钱收买者”。[18]他的破坏民主与法治的种种作为，无一不受到严厉的谴责，从而使这一时期成为20世纪中国罕见的拒绝神化政治人物的年代。
两种取向，差别很大。后来孙文曾一再指摘国民党人当时不听他的话而招致革命事业的失败。孙文的指摘，留待后面详细讨论。这里有必要先说一点：发展铁路及其他交通、工商事业，发展教育，都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确实极为重要。问题是政治家在这些事业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如果一个政治家以直接经营包括交通在内的工商事业为主要职志，那么，其身分已转化为实业家。政治家活动的主要舞台应在政治领域。他们应在这个领域扫清工商业发展的障碍，构筑自由、安全、法治、廉洁、民主的社会环境，让工商企业家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干。对于政治家认为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重要基础设施(如铁路、公路等)，亦应通过制定优惠政策等措施，指引和鼓励企业家去建设和经营。如果越俎代庖，直接经营工商事业，只能导致两个结果：1，从政治领域淡出，无法在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中为工商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可能导致不利工商事业发展的现象泛滥，反而阻滞经济发展。2，以现职官员的身分去经营工商企业，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特权，有意无意地把官僚作风带入企业，不管主观动机多么善良，现代企业必然程度不等地蜕变为腐朽的官僚企业，投入的大量资金转化为回报率很低甚至长期亏损的沉重负担。因此，一个政党或政治组织如果以直接经营包括铁路在内的工商企业为基本纲领，显然意味着社会角色的混淆和误入歧途。从这个角度看，民国初年孙文提出的基本主张是不足取的，幸亏国民党的多数成员没有听从他的主张，否则，这个组织的处境将更加困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