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难题超越了前面提到的司法审查与民主之间的紧张，它也许反映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即人类生活的不完善不能以一种机制一劳永逸地加以弥补，不要以一种可能性遮盖了其它可能性，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所以，我们在司法审查与民主、在法律与政治、在权力和权利的对抗关系之外，是否还能找到二者之间的共生关系或第三种良性发展关系，也许才是我们面对人类困惑的正确态度。
第五，正因为司法审查中
宪法的政治因素与法律因素的融和，难题之外，也为我们找到某种机会，一种人类处理事务的契机。一方面，是法律不仅限于重大事件，而且更注重具体权利的保护，“特定案件中
宪法含义的争论纠缠不清，并不会损害
宪法发挥作用，就像关于制定法可适性的无休止辩论不会损害普通法发挥作用一样。例如，在人们强烈坚持言论自由、契约义务、法律平等保护的要求时，它们也保持着影响力；而在互相冲突的适用过程中，这些原则也竞相争取人们的接受。”（页200）
宪法一旦成为法律，它就不再是政治斗争的非此即比，你死我活。我们可以为
宪法含义争论，但不会动摇
宪法的基本地位。而且，正因为
宪法的法律化，才是
宪法的实施有了外在的力量的保障，而不是道德说教或劝诫。
因此，另一方面，法律成为开放的论坛，它创造出现代
宪法的新型法律政治制度，它“既要求常规的法律特性，又要求某种根深蒂固的、法律外的政策因素。”（201）所以斯诺维斯会赞同哈兰的立场，即在任何传统及共识，甚至意识形态的对立限制下，司法可能发挥自己的制度特性，有重大机会作出选择，它向理性保持开放，承认理性在政治权力安排之下的局限性，承认“法律制度在一般意义上不能克服人类理性的各种限制。但是，无论人类通过理性指导行动的能力是什么，这种能力都会由法律体系对理性商谈的制度化遵循所增强。制度有力促成了对其所有行动明确表达出来的捍卫，而制度自身的裁决也接受建立在同样术语基础上的批判。”（207）正因如此，我们才可能承认司法审查的局限性，使人们可以接受其不可避免的过失，相信法律的不完善，反而可能成为信赖法律的稳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