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通过以上这些渐进的立法修改，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把理论的完美转化为实践的艺术！
3、牢固树立人权观念和程序观念
人之为万物之灵，就在于人是会思考的动物，大脑支配着我们的手脚，观念指挥着我们的行为。对于申辩禁止不利变更原则来讲，虽然既有规范层面的障碍，也有理论自身的不彻底性，但更深层次的障碍还是我们的观念问题。
我们国家一直有着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有着过于强调国家权力和公共利益的说教。这些传统和说教使我们总是怀疑、抵触甚至反对申辩禁止不利变更原则。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使我们片面坚持了实事求是和有错必纠的原则，[33]对该原则的绝对捍卫，使申辩禁止不利变更原则无以立足。而过于强调国家权力和公共利益的说教，使我们总是倾向于个人对国家权力的服从，及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的牺牲，由此，个人对国家权力的防御及其所保障的基本人权往往就是多余的了。所以，我们固然要完美我们的理论，我们固然也要进行渐进的立法修改，但更为根本的是我们必须更新我们的基本观念。
我们必须清楚国家权力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权；国家自身不是目的，人权才是目的，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为保障和促进人权服务。实体固然重要，但实体并不能决定一切；程序固然要为保障实体服务，但程序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它还有更为重要的独立价值；这些独立的价值就在于，它捍卫了人的尊严和主体地位，它防御了国家权力的恣意。这些才是现代法治社会所孜孜以求的，更是申辩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的强大的理念支撑。只有当我们牢固树立了这些观念的时候，我们的心才是亮的，从而申辩禁止不利变更原则才会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自觉行动！
作者简介：金承东，1968年生，男，浙江义乌人，浙江大学法学院讲师。
作者通讯信息：
地址：浙江大学法学院（西溪校区）
邮编：310028
电话：0571-88062966（H） 0571-88273152（O） （0）13067959532
【注释】 >浙江大学法学院讲师，浙江大学在职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生。
195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一个批复中指出：“如果原判处刑显然过轻，确有加重刑罚必要，而案件事实以及为量刑所需斟酌的一切犯罪情节都完全清楚，证据明确，无须发回原审重审改判时，也可以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而由上诉审人民法院自行改判。”（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告人或者他的监护人、辩护人、近亲属提起的上诉，上诉审人民法院可否直接改判加重刑罚的复函”（1958），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全集》，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798页。）这其实完全否定了上诉不加刑原则。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137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从而在我国正式确立了“上诉不加刑”的原则。
而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第
190条，则对以上上诉不加刑原则作了同样的规定。
1991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
民事诉讼法》第
151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这事实上就是民事上诉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的另外一种表述。但1992年7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180条却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依照
民事诉讼法第
151条的规定，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时，如果发现在上诉请求以外原判确有错误的，也应予以纠正。”这其实又否认了民事上诉禁止不利变更原则。而1998年7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
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
35条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但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除外。”这个条款又明确告诉我们要实行民事上诉（至少是民事经济审判领域）禁止不利变更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