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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史是很困难的，是比较艰苦的一个行业，不像读文学读其他专业那样很快就可以出成果。史学相对来说工作量要大些，这是我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上经常讲的事情，不能一概而论。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史学出现很多伟大的成果，是很困难的。
我主张中西融通，中外融通。我们不要盲目地迷信西方，但也不要过分地贬低西方。西方史学有它固有的长处。我们很长时期受教条主义的束缚，同时也受意识形态的干预，思想不够解放，因为实际上像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文革”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以后才有所进步的。过去，我们有很多条条框框，拿中国近现代史来讲，毛主席著作里面（其实也不是毛主席自己写的，是集体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很大的条条框框。但是，现在如果反过来认为西方来的理论，西方的学术范型、方法，都是天经地义的，那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毛主席著作中也有很多精辟的思想与方法论，那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哲学，是很深刻的理论，是很多现在二流、三流的西方史学家根本表达不出来的，而却被我们现在有些学者忽视了。某些追求时髦的人，好像只有把某些西方人的话语套而用之，才显示出自己有学问。我一贯认为，不管你是用中国传统的或是用西方新的好的理论、方法、范型，但都千万不要迷失自我、忘掉自身。我就说我的，不要单纯模仿别人。就像小朋友画画一样，首先是模仿，可模仿到一定的程度就应该有自己的创意；如果没有自己的创造，即是一味的模仿，没有多大价值。
中国是一个历史古国，同时也是一个史学大国。美国才有多少年的历史？只有几百年。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国史学源远流长，有取之不竭的宝贵资源与财富。我们不要轻视这一点。如果现在不能做出出色的成绩，我们就辜负了史学大国的优良传统。我经常讲要学会与古人对话，比如前面所言的史料与史学的关系问题，顾亭林早就说过，“取铜于山”即是很好的说明。不讲古代，就说陈寅恪、胡适他们，关于这方面都有许多深刻的见解。陈寅恪讲过一些经典性的话语，比如“同情的理解”，用我的语言来讲就是设身处地，用现在时髦的语言则是历史的场景、历史的处境、话语的情境等等。
传统考据和解释学是相通的，并不是说一切都古已有之。但是在我们中国史学宝库里面确实有很多丰富的内容，有许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华，不应该把这个精华跟国外的、跟西方的史学之中很多好的东西对立起来，应该把它们融会贯通，形成特色。这样才是中国史学应有的前景。
现在的史学不在于成天设想有什么新的花招，新的史学靠的是在实践中创造，靠的是史学编纂、史学研究，光讲空话是不行的。我对当下有些文章就很不满意，因为作者缺乏足够的史学实践，只会在名词、概念上兜圈子，仿佛那样就可以创造出新史学。那是不可能的。史学实践必须是第一位的，有了史学实践，通过史学实践不断地更新、不断地创造，新的史学才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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