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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上，我很偶然地碰到一位将近60年未见过面的中学同学，我们在一个中学呆了整整五年。对于这五年共同度过的时光，他的记忆和我的回忆就很不一样。（笑声。。。。。。）我认为自己很笨，很老实，很爱求学，是一个读书迷，而且循规蹈矩。他却说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这大概是惟一正确的话，[笑声。。。。。。]其他就很难说了。）并认为我最聪明。同时，他又说我最调皮捣蛋。有位姓金的老师原是国民党的官员，教我们语文。他一口扬州话，曾把“咄咄”念成“出出”，我们喊他“金出出”。我这位同学说此绰号就是我取的。（笑声。。。。。。）我从来没有发明这个绰号，（掌声、笑声。。。。。。）怎么想也想不起来。还有一件更莫名其妙的事情，说有位数学老师兼班主任，成天唠唠叨叨，整个班的人都烦他，就是没有办法来治他。我同学又说是我出的主意。（笑声。。。。。。）那时伙食很差，偶尔打打牙祭，而这位数学老师又很爱吃肥肉，有次正好是我帮厨，就很慷慨地把肥肉盛了一大碗给他。他当然很高兴。后来我们又给她“敬酒”。当时没有酒，就用米汤去敬，结果灌了他一肚子水。然后我又组织人把厕所占领了，（掌声、笑声。。。。。。）每一个茅坑蹲一个人，（笑声。。。。。。）那老师的后果你们就没办法想像了。（笑声。。。。。。）现在想来，我当时再坏也不可能到如此程度。（笑声。。。。。。）所以，历史确实是不容易讲清楚的，但是如果太容易说得清楚，又何必要这么多人来研究它。不过，我认为总还有个比较客观的事实。
我曾经在中国地质大学做报告时，对该校的同学说我们是同行。他们很奇怪，学历史的怎么和学地质的是同行呢？我说，你们不是到处去勘探吗？我也到处去勘探。你们勘探地质，我去勘探史料。你们取样要保存原来的地层结构。我们择取史料也不能离开原来的文本，这与矿石取样不能忽视原有地层结构具有异曲同工之理。史料在它存在的原始文本里面处于什么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要把前后左右都弄清楚。可惜现在有些年轻人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以为在计算机里一检索，把有关的资料调出来，拼接起来便成文章。这是最害人的。在座的有贵校古籍所的老师与同学们，我不敢班门弄斧。总之，版本、目录、校勘、考据都很重要。
实证不是史学最后的工作，但颇为重要，这一点大家千万不可轻视。不要过分地听从一些现在新奇的理论，这些东西可以做某种借鉴，也可以弥补过去某些传统史学理论的不足，但切不可忘记史学的根本。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布洛赫说得好，“历史是史学的暴君。”就是说，你不能讲历史上没有存在过的东西，如果根本没有存在过，怎么可以胡诌！现在的麻烦可大了，常常是虚构历史。如果通过切实的史实整理、考证，然后寻求一种合理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最起码的工作，最前期的工作，是史料的分析，否则便离开了史学的根本。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我都坚持这一观点。虚构的史学就没有意义了，那样的历史任何人都可以讲。现在的电视剧就是这样的，它可以讲雍正，可以讲康熙，讲什么什么的，胡编乱造。我们一些年轻的同学也容易受到这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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