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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一个正直的学者，不能把自己的声音淹没在庸俗的你好我好、互相捧场之中，有些问题该讲还得讲。我在20世纪最后几年讲的话曾被视为异端、另类。我无非是说了“善亦俱进，恶亦俱进”八个字。结果有人出来非难：这个声音为什么与主旋律不协调？21世纪那么好，你章开沅为什么偏偏把老祖宗的话搬出来？其实那是章太炎讲的，不是我创造的，而他也不是我的祖宗。（笑声。。。。。。）武汉的《长江日报》用好大的标题把这八个字公之于众。我很感谢该报，它还敢刊登这种当时被视为非主流的文章。后来有些人竟然骂我是复古主义者，责问我：你还想穿土布吗？你现在穿得这么漂亮不是现代化的恩赐吗？你还说现代化不好？我说我就是研究现代化的，现代化不是一个那么绝对神圣的东西，其自身亦有很多很沉痛的代价，所以我才搬出“善亦俱进，恶亦俱进”的老话题。而且现在人家已经在讨论后现代化了。
不过现在总算形势大好，很多人说章开沅还能预先提出一些问题，好像对科索沃战争还有点思想准备似的。（笑声、掌声。。。。。。）历史学家毕竟不是算命的。我可不是星象学家，也不是预言学家，只能从历史发展的规律之中找出某些层次稍微高一点的、带一点智慧性的东西。有些话我还得讲，有些话讲了即令没用也得讲，至少可以录此备忘，让数百年之后人们还记得某某人曾经讲过这样的话。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史学工作者对社会的冷漠。我们有些人总觉得人家不重视自己，感到好像很无奈，所以有时不是用积极、进取的态度来从事史学研究。也有些人满足于写些论著在很小的圈子里面自我欣赏，就是所谓在象牙塔里面做学问，而不能跟火热的社会生活紧密地联结起来。因此，史学的劳动成果很难转化成对社会产生积极作用的因素。这是我们史学应该自省、改进的地方。
三、史学的前景
最后谈谈对史学前景的看法。我不认为现在史学是一片黑暗，能正确、积极认识和探索史学者，大有人在。特别是许多年轻的学者，包括在读的学生，能够充他认识到史学的价值，愿意选择史学作为自己终生的追求，而不是作为谋生手段，十分令人欣慰。
那么，中国的史学究竟应该怎样发展？这是我们应该冷静思考的。现在不断有人在探索新史学。关于新史学，关于史学革命，或者叫做史学革新，各种各样的意见都有，而且确实有很多很好的意见。但是有一条，可能我的意见保守一点，我认为史学的根本、史学的基础是实证。这就是说要从史料工作开始，史料的收集、整理、考订，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史学就是研究历史，历史必定有它的客观存在，这个存在的载体一种是文献，一种是实物。当然，文献可能有作者这样那样的主观因素，不能做到绝对的客观，但如果脱离了这些文献——地下的和地面的实物，你怎么从事历史研究？
现在有的把人口述历史捧得很高。不重视口述历史是不对的，但是将其功能无限夸大甚至于超过文献，我看也未必正确。不要说研究别人的历史，研究前人的历史，就是研究自己的历史，你自己的回忆也不完全可靠。季羡林老先生就曾闹了个大笑话，他回忆北京快解放的时候胡适在大会上讲过什么话，其实那时胡适根本就不在北京。后来他承认是记错了。（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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