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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老是跟着新的转，其实旧的也不一定都错。我们反对拘守费正清的“刺激—反应”模式，其实这并非他的发明。稍微懂点西方史学史的人都知道，是汤因比最早提出该见解的。我们20世纪40年代读大学本科，老师介绍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时就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他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提出过“刺激—反应”理论。费正清把这个理论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什么都归结到“刺激—反应”，这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也不等于说提出了“中国中心”观以后这个“刺激—反应”理论就不起作用了。“刺激—反应”是客观存在的，只是不能用这个单一模式来看待整个中国近代史，就等于不能仅仅用“反帝”、或者说“革命”来审视整个中国近代史一样。“反帝”模式不对，“革命”模式不对，“刺激—反应”模式也不正确，但不等于说没有“反帝”，没有“革命”，没有“刺激—反应”。我们现在有些年轻学者往往看不到这一点，什么时候出来一种新的模式，就觉得新的最好，就马上就紧跟过去，没有自己的头脑。
“市民社会”、“公共空间”也是如此，是从西欧社会提炼出来的概念，不能说没有参考价值，不能说不可借用其理论、方法与思想，但是也不必亦步亦趋地紧随其后。过去外界批评我们，说我们是靠马克思主义教条提供某些研究模式。现在我们有些人反过来又把西方甚至二流、三流学者的认知拿来作为教条，当作自己的依托的拐杖或华丽的外衣。所以这个问题需要认真思考。
现在为什么有人说中国的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已被国际学术界边缘化，特别是近现代史，被视为没有自己的理论思想，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没有自己的研究特色，没有形成中国风格。所谓跟国际接轨，如果简单地接轨到某一个国家的史学，以人家的史学潮流为潮流，那是很可悲的事情。如果因此受到轻视，那只能说明我们有些人没有志气，也是活该。
学术上的急功近利也是目前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不想过多责备年轻人，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上层的管理问题。我不是当面讨好在座的纪宗安副校长，这也不是大学校长所能决定的，因为上面有一整套评价标准，这不是大学校长、包括社科处处长所能改变的。我不说是谁制定的，大家心里也清楚。反正我们上面有一整套“紧箍咒”，一套过分量化的、本身就体现急功近利的管理指标体系。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现在不像过去，过去我们也有“紧箍咒”，就是泛政治化，打政治棍子，非常可怕。怕成“右派”呀！甚至怕变成反革命。现在，这个指标体系跟含金量结合起来，跟经费结合起来，你必须依此运作，才能够立项，才能够拿到经费，才能够晋升，才能够提高你的学科，才能够提高你学校的地位，还有你自己的地位、生活待遇。这些我就不多讲了。实际上，这个症结如果不消除，单纯对中青年学者进行什么学术规范教育，没有多大用处。我是公开表明此观点的，不讲这个问题就算了，要讲就是矛头向上，因为责任在上面。我们的管理部门一再强调，反对急功近利，消灭浮躁学风，杜绝学术腐败。但是，倘若你的指标体系没有改变，比如要求一个硕士生在读期间发几篇文章，一般的刊物还不行，还要什么核心刊物，那岂不是强人所难吗？而且这本身就有些矛盾。（掌声。。。。。。）我好像失言了。如果因为我的讲话给学校工作带来什么麻烦，我感到很抱歉，愿意把鲜花献给纪（宗安）副校长。（笑声、掌声。。。。。。）但是我忍不住还是要讲几句。(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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