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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不在乎别人重视或者轻视甚至蔑视，最重要的是应该自强。从事史学者，包括现在学历史的学生，应该了解史学固有的价值。它确实有价值。我这几年总在强调“参与的史学和史学的参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要体现史学的价值。我之所以还要继续活下去，也就是要证明史学是有用的。（掌声。。。。。。）
我要不断地讲话，不断地解说，不断地研究，不断地培养学生。我现在没有把我的工作限制在书斋之内，而是把我的活动领域推广到整个社会。就是说史学家不仅要研究历史，还要创造历史，还要干预历史，还要跟其他有识之士一起促进历史往正确的方向发展。那才是真正的史学家！
所以，我不过多地讲现在史学的处境怎么样，我不认为史学当前是一片黑暗。现在奋发有为的史学工作者越来越多了，当然问题也很多，这是不可避免的。
二、史学的自省
第二个问题是史学的自省。我们不能光埋怨社会冷漠史学，反过来讲我们自己是不是关心社会？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2004年暑假“中联办”委托我们举办一个香港中国历史教师高级研讨班，我就讲了这个问题。史学应该自省，要自强。我们史学同行往往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客观上可能是这样的，但却不能存在弱势的心态，或用弱势的姿态去乞求别人重视。我们应该用一种强势的心态去体现自己的价值，体现自己的力量，体现自己的功用，这样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
过去，我们的前辈黎澍说过一句话：什么重视不重视？就像打乒乓球一样，史学界多出几个容国团，多出几个庄则栋，多出几个李富荣，保证中央重视。（笑声。。。。。。）这话也不错，我现在体会更深，史学就应该有这样的自信。我们并不比经济学家差。（笑声。。。。。。）经济学家非常重要，有很多重大的建树。但恕我直言，经济学家也有某些误导，并非每个经济学家的主张都是对的。已经有一种说法，经济学家也有误国的。这个问题太复杂，如果有经济学家愿意讨论的话，我们另外找场合讨论。（笑声。。。。。。）
我可并不是说历史学家有多么高明。历史学尽管不具备操纵其他学科命运与发展的话语权，但它所关注的是整个人类，是整个社会，长于作宏观的、总体的把握。这是历史学家最大的优势。历史学家研究的不仅仅局限于一个短暂的时段，而往往是一个很长的时代。真正好的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可能是全国、大区域乃至全球，至少是以全球为背景。这就是历史学家具有某种优势之所在。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史学从业者都能达到如此境界，但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努力，要有全球的眼光，要有全人类的眼光。这很重要。
可是，我们史学界现在有一种自我迷失，即把史学最固有的品格忘记了。至少两种品格是任何一种学科，包括历史学乃至经济学在内都应该具备的——从学科来讲应该有独立学科品格；从个人来讲应该有独立个体人格。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如吴敬琏，他既保持了个人独立的人格，也保持了学科独立的品格。据我观察，吴敬琏在有些重大问题上陷于孤立，不过他往往坚持的是正确的。他甚至遭到围攻，在经济学家中受围攻，这是光荣的孤立。
另外一点我们要反省的是，就从学科本身而言，现在是不是有点过分迷信西方史学？我们提倡跟国际接轨，提倡学术交流，提倡向外国学习，包括西方也包括东方，包括韩国也包括日本，包括其他国家也包括中国的台港澳地区，从他们的史学里面汲取一些好的东西。但现在我感觉好像学过头了一点。别的我不敢讲，至少以中国近现代史而言，有不少人老是跟着别人转，首先是跟着美国转。费正清提出来“刺激—反应”理论，特别强调外来的刺激和内部的反应，这个模式延续了很长一个阶段。后来费正清的学生柯文，这是我很熟悉的朋友，提出“中国中心观”来批评他的老师。这个批评很对，因为“刺激—反应”模式过分强调外在刺激，而对内在因素考虑不够。我们则有人把柯文的新见解当作最佳范式。现在又出来一个王国斌，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认为全球化以后出现许多新的问题，认为西方中心不对，中国中心也不对，应该有一个更超越一点的范式。所以这就很奇怪，难道我们自己就没有自己的范式吗？为什么每一种范式都要靠美国人提出来呢？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是我们了解得更深更准确，还是美国人了解得更深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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