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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时效取得制度是指以所有的意思，和平、公然、连续占有他人的财产，经过法定期间，即依法取得该财产所有权的制度。时效取得制度是较消灭时效(诉讼时效)制度更为古老的民事法律制度，它的建立有利于督促财产所有人积极行使权利，更好地发挥财产的社会经济效益，并有利于稳定既成的经济关系，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彭万林民法学(修订本)〔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464）善意取得制度又称即时取得制度，因此很多学者将其解为“即时时效”，但即时取得并无时间的经过问题，无时间的经过也就无所谓时效，（梁慧星中国物权法研究〔Ｍ〕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479）因此，将善意取得制度归类于时效取得制度实不可取。对善意取得制度与时效取得制度应作如下界分：
1、如果当事人只有双方，则仅适用时效取得制度。至于标的物是否为动产，占有人是否为善意，在非所问。这一点可以清楚地与善意取得制度区分开来，因为善意取得制度要求当事人不能少于三方，即所有人、让与人和受让人三个基本主体。例如，甲拾得乙之遗失物之后，和平、公然、连续占有超过法定期间即取得该遗失物的所有权，这即是时效取得制度的典型体现，却完全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2、如果当事人为三方，则较易出现善意取得制度与时效取得制度的混淆。应结合以下三点加以区分：(1)标的物为不动产的，仅适用时效取得制度；(2)第三人为恶意的，仅适用时效取得制度；(3)标的物为脱离物的，仅适用时效取得制度。但是，对上述第(3)项还存在善意取得制度与时效取得制度的竞合问题。根据梁慧星先生稿物权法草案146条第1款的规定：“受让的动产若系被盗窃、遗失或其他违反本意而丧失占有者，所有人、遗失人或者其他受领人有权在丧失占有之日起1年内向受让动产的人请求返还”（人大法工委后来的草案规定为2年）。言下之意为，对脱离物如符合善意取得的各项要件时，并不立即发生善意取得的效果，所有人在1年内有取回权，如在此1年期满所有人未行使取回权时，发生善意受让人取得所有权的效果。但草案第66条却规定：“以所有的意思，十年间和平、公然、连续占有他人动产者，取得其所有权。但其占有之始为善意并无过失者，为五年。”因此，这两项制度对此规定并不一致，应以何者优先适用?如小偷将盗窃物转让给第三人，如果第三人占有时为善意，如果在1年内原所有权人未请求返还，则发生善意取得还是时效取得，法律并无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在发生两项制度竞合时，应优先适用对善意第三人保护更有利的制度即善意取得制度。
（四）善意取得制度与公示公信原则的关联
善意取得制度与公示公信原则之价值皆在于维护交易安全、保障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但二者并不是孤立存在发挥作用的，而是有着紧密的联系。
首先，公示的公信力是动产善意取得的逻辑依据。占有的公信力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包含着一项得到法律支持的推定：那就是占有作为动产物权的公示手段，具有表象本权的功能。（王轶.物权变动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而善意信赖公示的第三人，作为交易秩序的代表者，就应该得到法律的特别保护，并同时实现交易快捷、顺畅的进行。善意取得制度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而产生的。德国民法典以及后来的一些民法典中，均在确认物权公示公信原则的大前提下，肯定善意取得制度。（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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