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刘亚洲愿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的宣言发布以后，招致文人与看客们的一致批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为他说好话的，岂是说好话，说句公道话的人都没有。当今之世，愿为自由思想殉道却招致口诛笔伐的，刘亚洲一人而已。
　　刘亚洲哪些地方值得我如此放弃既定的原则，出面为太子党说句话？俗话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刘亚洲之所以让我不能高高挂起，是因为他确实关系到了我们每个人的利益，甚至触到了我们每个追求自由与基本自尊的灵魂深处，可以说，刘亚洲现象就是我们内心的自画像，刘亚洲现象殊为可异就是我们内心对自由的追求殊为可异！
　　首先从两位文人“张国堂、王怡”批判刘亚洲的“自由思想殉道者”谈起。张国堂、王怡都是标榜自由主义的名人，拥有不菲的民望，但现在却突然发难，对另一个标榜自由主义的武人动起粗来。表面上看是刘亚洲坏了他们的古训：“军人不得干政”，这多少让其他文人看来，两位老自由主义先生有点阿Q叱责小B“你也配姓赵”的意味。骨子里面还是将自由主义当成他们专用的奶酪，刘亚洲的发言动了他们的奶酪。我也是文人，而且是研究宪政起源的文人，我可以告诉大家：“宪政、自由”这块奶酪是公共奶酪，参与的人越多，奶酪就越大。我甚至可以更加明确地告诉大家：宪政起源于武力，宪政成熟以后才有部分文人炮制的所谓的“军人不得干政”的铁律出台。军人不得干政的本来意思不是军人不能表达他们的政治意愿与政治理想，而是军人不得兼任政府文职长官（总统除外），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只是军人，议员、检察官、律师、法官均不得兼任文职长官，都不得干政。如果说军人不得干政是文人理解的“政治是文人的专利，军人不能置评”，这个铁律不仅不是法律，还是严重违宪的恶法。作为文人，我历来佩服军人，作为男儿，我总被军人视死如归的场面感动得热泪满眶。我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进了学堂，丢了枪膛，非我不从军，社会与父兄不让我从军。现今文人设局禁锢武人，看不起军人，不是国家之福，所以我要出面提醒王怡与张国堂，你们内心对自由的追求殊为可异，我要打抱不平，为刘亚洲将军说句公道话。
　　其次，“禁止军人干政”是文人为武人设的局，不仅误导了很多文人，也误导了很多武人。这个局是个败局，不仅对军人不利，对文人，对整个国家的宪政事业都不利。中国历史上，谁都不能否定中国军人蔡锷的宪政功绩。蔡锷将军对宪政与自由的理解与推崇，远远超过了孙中山与蒋介石，更使得北洋军阀与后来霸治中国60年的超大军阀集团的首领们难望其项背。作为律师，作为宪政的研究者，我最佩服的人是军魂蔡锷，同时最惋惜的人也是宪政蔡锷。就是这样一个国父级，而且是中华民族唯一国父级的人物，竟然也被“军人不得干政误导”，带头解散了自己组织的“共和党”，使得中国赋四万万国民以独立人格的伟大的共和事业自此一蹶不振，国家再度落于不讲自由，不行共和，只讲斗争的军阀之手。蔡锷之痛就是共和之痛、自由之痛、国家民族之痛，而这个痛的根源就在于相信“军人不得干政”的谬论，使得蔡锷的事业在蔡锷撒手人寰之后，再无一个坚强的党派来继承。为了防止宪政流于形式，一败再败，甚至成为骗人的把戏，我必须出面说句话，禁止文人为武人设局，败坏我们一败再败又一起再起的自由宪政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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