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理解“奸淫被拐卖的妇女”
关于这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曾于1992年12月11日在《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认为，“奸淫被拐卖的妇女”，是指拐卖妇女的犯罪分子在拐卖过程中，与被害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不论行为人是否使用暴力或者胁迫手段，也不论被害妇女是否有反抗行为，都应当按照该款规定处罚。这种观点至今仍得到权威学者的支持。[11]（P708）笔者认为，由于妇女的性的自己决定权是个人法益，故对于成年妇女而言，在未违背被害妇女意志的情况下，连违法都算不上，将其作为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加重情节加以认定，对被告人在十年以上判刑，显不合理。事实上，在成年妇女自愿被拐卖的案例中，被拐卖的妇女同意甚至主动和被告人发生性交的，也是时有发生的。当然，若被拐卖的是幼女，则无论被拐卖的幼女“同意”与否，均应认定为拐卖儿童罪的加重情节。
综上，在拐卖妇女儿童的过程中，只有违背成年妇女意志强行与其发生性交的，以及明知被拐卖的对象是幼女而与其发生性交的，才能被认定为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加重情节。
（二）将妇女、儿童从境外卖到境内是否属于加重情节
有观点认为，从国外将妇女、儿童卖往我国境内的行为，同样应认定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加重情节予以处罚。理由是，
刑法之所以把“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作为拐卖妇女、儿童罪的一个严重情节加以规定，主要是考虑到妇女、儿童被卖往境外后可能比被卖在境内更处于孤立无援、生活无着的境地。[12]（P309）但笔者认为，这种解释超出了条文的字面意义所能涵括的范围，在条文字面意义的“射程”之外，超出了公民的预测可能性，属于类推解释，故不可取。该情节不应认定为加重情节。
三、对向犯问题
在大陆法系
刑法理论中，所谓对向犯（对立的犯罪）是指，二人以上的行为相互以存在对方的行为为要件的犯罪，如重婚罪、贿赂罪。[13]（P287）拐卖妇女、儿童罪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也属于对向犯。对向犯理论所要研究的问题是，
刑法总则关于共犯的规定能否适用的问题。对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行为而言，就是按照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共犯定罪处罚，还是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定罪处罚的问题。国内已经有学者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教唆或者帮助他人实行拐骗等行为，而后自己将该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收买的（但不再出卖），对行为人应从一重罪即拐卖妇女、儿童罪从重处罚。这种情况属于牵连犯的形态。[14]（P314-315）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教唆、帮助拐卖行为与收买行为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应当进行不同的法律评价，应以拐卖妇女、儿童罪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数罪并罚。[15]（P710）笔者认为，教唆他人拐卖给自己收买的行为，由于没有侵犯新的法益，故以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共犯（教唆犯）定罪处罚，能够对收买行为作包括的
刑法评价。帮助他人拐卖给自己收买的，由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行为事实上均是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帮助犯，既然刑法典将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帮助行为“实行行为”化，单独设立了罪名，原则上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一罪定罪处罚为宜，不然的话，对所有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行为都应数罪并罚了。再说，即使以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共犯（帮助犯）定罪处罚，也由于往往起的是从犯的作用，在量刑上也会从宽处罚，因此只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一罪定罪处罚，也是能做到罪刑相适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