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有一定的例外，比如梅因经过对罗马“审问处”历史的考察，证明当时罗马已经具有一个相当完全的犯罪法了。 即便如此，在11世纪之前和该世纪中欧洲人
刑法上的一个主导旋律是，一项犯罪一般并不作为直接针对政治秩序或针对一般社会的侵犯，而是认作直接针对受害人及其同类——他的亲属、他的本地社会或他的封建阶层——的侵犯行为。••••••对于这种侵犯行为的一种正常的社会回应便是受害人或他的家属（或其他）集团的复仇。与此同时，6到11世纪之间的部落法、地方法和封建法也都将更大的重心放在补赎、荣誉恢复以及和解方面，以作为对复仇的替代。••••••整个说来，王室或皇家对于犯罪的管辖权是及其有限的。一种普遍适用的
刑法的相对缺乏——以及地方习惯的主导地位——只是强化了这样的事实，即犯罪在大多数情况下仅被视为针对其他人的侵犯行为——同时也是针对上帝的侵犯行为——而不是针对某个包容广泛的政治单位（无论是国家还是教会）的侵犯行为。 古代中国虽然也把犯罪单独立法，以与一般侵权区分开来，但其处理程序却并无不同，比如我国清末以前一直没有单独的刑事诉讼程序。
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之所以把犯罪与侵权进行模糊处理，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社会分工简单、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以及社会纠纷的破坏能力有限，统治阶层大可不必把社会争端细化分类，抽出其中严重的一部分由国家单独管理，只需使用“争端从哪里来就在哪里解决”的策略，让当事者自己解决就基本可以化解纠纷，从而低成本、效益高的维持社会秩序、维护自己统治的正当性。这一点从英国政府介入犯罪指控的发展史中可以获得印证。
犯罪与侵权不分离的直接后果是，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混同。这在欧洲表现现为，一种民事化的诉讼程序——控告式诉讼程序包揽一切案件。纵观人类的文明史，对犯罪的有组织的程序反应大体有三种模式：控告式（accusatory）、纠问式（inquisitorial）与混合式诉讼程序。几乎每个国家的刑事法一开始都采用控告式，然后演变为纠问式程序。控告式程序有两个主要特征，它接受了对犯罪行为的原始观念，即，主要由双方当事人进行一场虚拟的斗争，法官来裁决谁胜谁负。这在外观上暗示了它是由民事、刑事两种程序混合而成，无论是行为特征还是行为的目标都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对一些今天看来是犯罪的案件，那时以无需审判的“合意解决方案”（a consensual resolution）来处理是可能的。刑事程序是一个由官方参与裁决的、私人相对抗的事件。而且，官方的介入非常少，如果当事人无需诉诸司法程序就可以解决的话，那将无任何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