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居主导地位的布尔什维克模式不应使我们无视20世纪中的其他重要案例。在这些案例中，政治运动追随了早期美国与法国的先例。以印度为例，按照政治科学的标准衡量，印度这样一个国家是永远不可能维持
宪法民主的--大众的贫困与文盲，语言的多样化，血腥的宗教冲突，所有这些似乎都是不祥的征兆。 然而。到目前的半个世纪里，印度一直在努力使这些预期无效。即使印度的
宪法今后不复存在，我们又如何解释它在维持自由民主方面已经取得的成功呢？
我们或许可以将印度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18 首先，国大党付出了长期但富有成效的的努力，以期发动一个以大众为基础，超越族群的政治运动。接下来的第二阶段是在印度独立时期。此时的情况是国大党已成为诉诸公众权力的有效工具。第三阶段是关键性的。甘地和尼赫鲁没有接受一党独尊的模式，而是支持另一项重大努力，亦即，把独立作为对印度人民的基本承诺郑重写入
宪法。到了第四阶段，随着国大党成为热衷于在政府中谋得一官半职的政治投机分子的避风港，国大党的革命激情也逐渐成为明日黄花。这种形势导致了发展的第五阶段，此时
宪法以及作为对国家重大
宪法承诺保护人的司法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渐显著。19
我称此类案例为战胜者的场景(它与德国经历灾难性战败的场景形成对照)。关键之处在于它的发展与马克斯。韦伯着重强调的过程不尽相同但也不乏相似之处。 在争取国家独立的过程中，国大党从广大的印度人民中凝聚了庞大的政治资源和支持。就此而言，国大党不过是韦伯所言的领袖魅力运动的世俗化翻版。如韦伯所强调的，这种运动本身到一定程度就将难以为继。其政客最初对精神复兴的雄心壮志将屈服于更为世俗的物质生计所需。随着具?quot;真正信仰的第一代人被(腐败的)官吏所取代，富有魅力的官僚蜕变为无情的征税人。20 尽管国大党也未能逃脱这个韦伯所预言的厄运，甘地/尼赫鲁有利于
宪法的决定还是可以造成我称之为魅力的
宪法化-- 在这种情况下，
宪法成了民族认同与民主承诺的有力(但远非万能)象征。
在南非亦可以看到相似的发展过程。共产主义在1989年的崩溃有助于消弱南非国民大会内对布尔什维克霸权党模式的推崇。这种形势允许纳尔逊。曼德拉从事有关
宪法的谈判，而非致力于巩固南非国民大会的统治。这是南非政治认?quot;新开端意义重大的行动。由于德克拉克同样重要的具有政治家风范的行动，我们已经看到了自由派革命成功再现的场景。无庸置疑，新的
宪法法庭已经在就这种形势是否履行南非
宪法关于政治新起点的承诺进行研讨。21 我并非预言这个承诺已经是万无一失，或者说法庭足以使之兑现。简单地说，我认为新开端的场景可以使
宪法成为政治人物的行为不再局限于狭隘的成本-效益分析框架中的象征。
我的前两个战胜者的案例来自亚洲与非洲。但如果我们把注意转向欧洲，我们也可以看到相似的场景。以法国为例，在军事上被纳粹战败后，法国也同样经历了谋求国家解放的痛苦过程。就我们分析的目的而言，查尔斯。戴高乐的作用与甘地和曼德拉不无相似之处。他亦想方设法在建立第五共和的过程中将其富有个人魅力的权威最终
宪法化。就个人而言，戴高乐与曼德拉的情况也很相近。这位曾遭放逐?quot;自由法国的英雄是在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刻重返家园的。但是，戴高乐与政党体制的关系却与曼德拉的遭际不同。曼德拉面临的挑战是确立对一个已经有组织的政治运动的实际控制。而戴高乐却不得不组建一个新政党并使之成为可靠的政治基础。尽管如此，这两个案例的关键之处在于他们都拒绝了霸权政党的模式。不过，法国的情况是，其
宪法并非产生于非常成熟的政治结构中的复杂谈判。戴高乐非常成功地借助于公民投票确立了新
宪法，从而使整个国家支持他的新开端。22
1989年的革命后，类似的战胜者场景也有可能出现。波兰是最相似的例子。不过，事实证明莱契。瓦文萨既非曼德拉，也非戴高乐。他没有把团结工会运动引向立宪议会，而是尽其所能使这个运动在
宪法得以产生之前就陷入分裂。八年之后，这些战胜者奋斗长达十年的运动已在波兰政治生活中烟消云散了-- 既无一个政党，也无一部
宪法可以作为他们在民族自我确认运动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见证人。
由于不存在一个全国范围的类似团结工会的运动，战胜者场景的前途在捷克斯洛伐从来就不容乐观。尽管如此，有目共睹的是，瓦克拉夫。哈维尔在运用其资源将其作为反共产主义代言人的魅力
宪法化方面非常无能。23
匈牙利提供了一个反衬。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奉行强硬路线的政权唤起了有组织的抵抗运动。但匈牙利的情况很不同：直到1987年，这里实际上不存在任何不容忽视的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市民社会的社团生活微不足道。24 不过，卡达尔政权在政府和商业部门容纳了许多态度温和的团体 -- 这些团体寻求以温和的手段实现民主化，并在1988与1989年之间与现行体制达成了一项协议。25 尽管如此，这个出自旨在确保圆桌会议的讨论的交易并非全面立宪的方案。也无人对它是否需要经由公民批准给予重视。相反，圆桌会议的参与者精心斟酌出一些重要的
宪法修正案。由共产党控制的议会随即批准了后者。一旦议会被民主派接手后，一个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出现了：为什么一个民主的议会要受制于一部由非民选的圆桌会议主张并被共产党议会批准的
宪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