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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除了一些只属于特定时代的人文精神或底蕴外，真正具有普适性的东西都必定是在社会竞争中为人们所接受的，必须是对人有文化的召唤力和感染力的。“人文底蕴”并不是本质主义的，自然也就不可能是某个时代的规定，甚至不是某一个时代的人们的共识，而只能是多时代的交叉共识。
“人文底蕴”背后的可能危险
因此，当人们强调文化底蕴，强调人文精神，强调必须接受某种价值时，我往往会有所保留。这一点也延及我自己。我常常担心，我强调的某种素质或学术底蕴是不是一种太强了的个人偏见或偏好；担心会不会一不小心就把自己当成了正义的化身，真理的化身，阻碍了学生的追求和探索。我的这种自我反思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我提出这一点的要害不在这里，我有更深层的忧虑，甚至我感到了某种危险。
2003年上半年，我去英国剑桥，我同一位在那里搞研究的中国经济学家发生了争论。他对中国当代经济学界的批评是关心效率太多，关心正义不够。在国内经济学界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界也屡屡有类似的论点。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中确实存在许多问题，有些是令人痛心的问题，从学术规范到学术品格，也可能存在学科关注点过于集中、学术视野不够开阔甚至“跟风”的问题；就研究者来说，也许有过于关注专业化，忽视了某些问题，有韦伯所说的“专家没有灵魂”的现象。因此，人文关怀、人文底蕴作为对社会科学不健康发展的一种校正被提出来了。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一些社会科学研究者纷纷开始扮演起“社会良心”的角色，对一些他们没有多少甚至没有任何研究的问题发表不负责任的大而化之的评论，尽管我不可能反对他们就社会热点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也相信，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可能是真诚的，但是感情的真实并不等于事物的真理，真诚也不保证正确。
把自己关心的某些问题归结为正义问题，而把对方的问题归结为效率问题或技术问题，不仅不能令人信服，而且不可能推进对这些具体问题的讨论和解决。我们很可能陷入一场关于谁的问题才是正义的问题或谁的正义问题更正宗，因此不可能有结果的讨论。
因此，在这种所谓的人文底蕴或人文精神或人文关怀的背后，隐含的是某种通过分类来压迫人和压迫知识的力量。在这种人文的旗帜下，某些问题可能获得了优越的或高尚的地位，并因此可以压缩甚至压制另一类同样诚实、认真、科学尽管可能是有错失甚至有错误的研究，挤压某些现在看起来不起眼也可能永远不起眼但可能有潜力的研究。这种所谓的人文关怀或人文底蕴中隐含着某些学者的居高临下，过分自信。它既隐含了一种哲学上的先验论，即有些问题天生或根据定义就是更有价值的，对学术是更有贡献的；同时也隐含了哲学上的经验论，即前天昨天有价值的问题今天也会有价值，并且永远有价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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