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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强调传统的人文，即使可行，也不无可能窒息今天人们的创造。“知识创新”、“面向未来”、“与时俱进”，已经成为今天这个时代的潮流；至少在年轻一代中事实上已经成为潮流。因此，不无可能，我们今天轻视、鄙视甚至试图予以校正的那种大众文化，也许会在下一代被认为体现和代表了今天的人文精神，是一种社会求新、进步的表现。
坦白地说，我个人的人文底蕴——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就比较陈旧。我看不起文化快餐或快餐文化，认为它既不精致也不完美；但这是从我的偏好而言，而一旦我把自己摘出来，从法学和社会学家的角度较一下真，我们又会认为哪一种文化是绝对好并永恒完美的呢？而所谓的文化快餐，如果放在当代社会中看，难道不正体现了一种知识的大众化和普及化的趋势，不正体现了一种人们对新思想、新观念的追求，不正体现了社会对新知识的需求吗？而这反映和回应的恰恰是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和文化急剧和普遍转型，从一个相对静止的农业文化到一个更为生动强健的工商文化的转变。如果这个快速变动的社会需要的主要知识就是用完即扔的知识，如果在这个社会中知识的折旧率就是很高，难道我们可以并可能因为我们对文化的评价而要求社会适应我们吗？我们今天观赏传统京剧的人大大减少了，绝不是因为观众的人文底蕴少了，而是时代变了，今天的城市白领可以说在任何方面都肯定要比传统时代的京剧观众（他们绝大多数目不识丁，也背不下历史朝代）的文化底蕴厚得多。
也的确，古代有不少官员（包括“赢得青楼薄癰名”的作者杜牧，在今天他肯定是腐败的官员），甚至很高的官员（例如白居易、元稹；例如王安石、苏东坡；例如韩愈、司马光）吟诗作画，文采飞扬，而今天自打毛泽东之后，却没有一位可以在文采上可与这些古人媲美的。但这真是一个问题吗？其实，当我作这种比较时，已经犯了时代错误，表明的只是我的观念陈旧，因为看上去似乎“萧瑟秋风今又是”，但毕竟已“换了人间”。社会的变迁，知识的分工，职能的转换以及选拔的标准都已经注定了今天的政府官员首先不是文人学士，因此，这种比较是没有意义的。今天人们根本不看重官员的书法如何，诗歌如何，文采如何；人们看重的是他有没有能力招商，有无能力融资，有无能力处理外交内政。甚至在大学里，包括人文底蕴最雄厚的文史哲院系也是如此了：院长、系主任的选任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得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一定的交涉能力，甚至就不能有太多的文人习气。甚至我们今天挑选教员的标准也发生变化了，我们也许偶尔还会称赞某个老师的板书写得好，有书法功底，但是这已经不再是挑选教员、评定职称的标准了。不论我们喜欢不喜欢，这个社会对文化知识的评价体系都已经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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