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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研究需要人文底蕴吗?

   
  还必须注意到,现代社会是一个文化普及和下移的社会。如果与数十年前的中国社会事实上存在的知识垄断相比,当代的状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但是,一个社会中人们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了,高学历、高学位的人多了,并不意味着这个社会中有学术创造能力的人一定多了,尽管看起来好像是有学术创造能力的人更多了。我在上大学之前甚至上大学之后的一段时期曾痴迷于文学写作,当时的一个困惑是,为什么如今的许多大学文史哲教授还不如以前的作为中学教师的何其芳,有“今不如昔”之感慨。如今,我才知道,这并不意味着旧中国大学里人才荟萃,而恰恰意味着当时高等院校很少,大学生的就业机会很少。如今教育机会多了,博士多了,教授也多了,像我这样只有中等学术资质的人也可能成为教授了。事实上,我们只要想一想20多年前,北大每个系都只有几位教授。而如今哪个院系没有十几、二十名甚至数十名教授?!因此我们仅仅从教授或博士的名称来看,似乎我们今天的教授或博士不如从前了。 
   
  此外,在先前的社会中,由于人才比较少,社会关注集中,人们也更容易记住。人一多,即使他们同先前的精英人物同样杰出,但由于边际效益递减的原则,人们也很容易感到现代社会平庸,没有拔尖的人物。其实没有拔尖的优秀人物,也许恰恰是优秀人物多了,而不是少了。我们今天这一代人都记得新中国有“三钱”,记得华罗庚,但这恰恰是因为他们人数很少,我们今天能记住哪位航天科学家呢?哪位核物理学家呢?可事实上,我们的科学技术显然是前进了,而不是落后了。我们已经不大可能刻骨铭心地记住任何人了。这是一个不再刻骨铭心的时代。 
   
  人们在比较当代和先前时代的学术的时候,往往会用先前最好的同当代最差的相比。因此,“今不如昔”是一种普遍的民众社会心理。一提起春秋战国,我们就想起孔孟老庄,儒墨道法,诸子百家;一提起20世纪30、40年代,我们往往会提到那个时代的一批杰出学者。但时光和我们的记忆都是一个过滤器,它们会把那些不知名的人物都过滤了,剩下的往往都是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而在当代,或者是由于“远香近臭”,或者是美感需要距离,或者是任何人都只能对现实不满,或者干脆由于我们对于同代的竞争者总会有“嫉妒”,总之,当代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往往只是那些最不像话的、最糟糕的人和事。我们会提起老北大,提起西南联大,似乎那时是一片辉煌;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围城》,不要忘记“三闾大学”,不要忘记克莱登大学博士方鸿渐,不要忘记方鸿渐在那个环境中还算是一个聪明人,一个好人。我们也常常会回想起建国初期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或外国文学所的群星璀璨,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洗澡》笔下的那些人物。我的一位研究生,业余时间弹古琴,一天就突发奇想:皓月当空,面对高山流水,古人之所以在弹琴前要沐浴焚香,兴许仅仅是为了减少蚊虫叮咬,从而能集中注意力,而并非如同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浪漫。这种尼采式的谱系学追究,固然令人扫兴,但它或许揭示了生活的原生状态,并且会令我们对以往的黄金时代有所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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