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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感到“今不如昔”呢？我想有几个原因。
首先是中国的知识格局正处于转型时期。传统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的一些阶段很类似，都曾比较重视所谓的人文——在中国，主流是文史哲；在西方，主流则先是神学、历史以及无所不包的“哲学”等。进入现代之后，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各国都出现了知识格局的转变。社会的变化使社会需求的知识发生了重大变化。
尽管社会对知识的需求转型了，但是社会对知识的评价标准一定会有一个滞差，因为社会发展总有滞差，社会对于知识的界定和接受也总有滞差。当知识转型迅速和急剧时，更是如此。任何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对学术的评价往往沿用的是相对保守的标准——人们不是以知识创新作为评价学术的标准，而还是可能用诸如博学、文采以及与传统热点问题的关系距离作为评价标准，哪怕这时的学术前沿已经改变，学术评价标准已经改变。社会和学术界的评价标准有这种错位或滞差很正常，并且也有正当理由。因为在一个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在新知识还没有带来可见的明显利益之际，人们没有理由赶时髦、追风、当学术追星族；持一种文化保守主义不仅对于学者个人是理性的，实用主义地看，对社会稳定发展和保持知识断裂中的外观连续性也都是有意义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今天的社会科学一定不如前辈的学问了。也许这种“今不如昔”的怀旧心态恰恰反映了我们的学术文化传统正在发生改变。
而且，在这种改变时期，往往会只是因为转型而造就一些“著名”学者，尽管就学术而言，并非顶尖学者。想一想，当年轰轰烈烈的围绕《孔子改制考》的争论究竟有多少学术意义或贡献？如果从学术上看，胡适的贡献有多大？最多是开风气之先而已。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所谓方法论，仅仅是一个命题而已，并没有多少方法论的分析和阐述，哪怕你不用细致辨析，也会发现有很多问题：他的所谓“实用主义”，其实就是引入了一个新词而已，远不如皮尔士、杜威、詹姆斯的分析论证细致，也不如他们深刻。但是社会变革毕竟创造了这样一批著名学者，由于人们并不深究“著名”的来源，也由于学术的社会资本与符号资本会转移——特别是在“学而优则仕”的没有专业化的社会传统中，人们往往会夸大那些“著名”学者的学术贡献。因此，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今天“著名学者”少了反倒可能是社会科学的一件幸事，这意味着学者较少通过社会活动甚至政治活动获取学术名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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