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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分析已经令我们发现人文底蕴这个词的边界不清楚。因为其不清楚，所以所有人都可以用；也正因为不清楚，所以又不大可能真正有用处。大家都可以说这个词，都可以提倡，但是提倡的具体内容是不同的，甚至有很大的差异。
如何看待前辈学者的人文底蕴
我们屡屡听到这样一些说法：前辈学者有何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甚至是“学贯中西”，而今天的学生或研究者是何等的缺少文化素养；我们需要培养大师，出路就是增强对（中国的）人文知识的了解，增加他们的人文底蕴。这一判断或教育思路，如果是针对社会科学研究状况或人才培养，我认为这种貌似合理的分析基本是错误的。
我首先承认，社会科学研究确实需要一些起码的文史哲知识。因为“言而无文，行而不远”（孔子）；“忘记历史，必蹈覆辙”（桑塔雅那），“没一点哲学，一个人终生都会是偏见的囚徒”（罗素）。但是，有这些知识既不是社会科学发展或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取得成就的充分条件，甚至未必是必备条件。
对于我们这一代中国学人，近代许多前辈大学者确实都有很强的文史哲功底。但是，这里的问题并不是，这些有成就的学者是否都伴随着相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更强的文史哲功底，而是，他们的成就是否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文史哲功底呢？只要回想一下，在他们的时代，他们显然并不是同辈人当中文史哲功底最强的，有许多人甚至是当时的文化反叛者；常常被一些“老学究”斥之浅薄，指责他们没有读几本书就“数典忘祖”。而完全可能是因为他们对传统了解不够，接受了西方的学术训练，在近代中国的学术制度变迁中才做出了他们不可磨灭的贡献。事实上，他们当中最出色的，往往都接受了西方现代的学术训练，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间接地触及了现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研究成果。如果金岳霖没有留学，仅凭着他的文史功底，不可能开掘出现代的逻辑学和逻辑实证主义。冯友兰如果不是到了美国，既不可能撰写出《中国哲学简史》，也不可能撰写出今天我们见到的七卷本《中国哲学史》。如果不是钻研西洋文学并留学欧洲，钱钟书能否撰写出《管锥编》和《七缀集》就很值得怀疑。如果更客观的评价，因此可能有些大逆不道，即使那些我们今天仰之弥高甚至称之为泰斗的，既受过西方社会科学训练同时也有很强的中国人文底蕴的前辈学者，如果放在世界文明和知识发展史中，放在社会科学的传统中，我们必须承认，他们对于学术的贡献并不如同我们夸奖得那么高。而当今的一些学者不仅就知识的前沿程度，而且就知识的贡献而言，事实上已经超越了前辈学者。例如，今天中国经济学家对当今经济学的学术贡献可能要超过我们尊敬的陈岱老当年对经济学的学术贡献，尽管可能在经济学人才培养或其他方面仍然不如陈岱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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