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当年的《十二表法》只剩下残片，何况对残片也有理解和翻译问题，今天的译文不等于其原文，更不等于十二表法时代实行的法律，死抠残片和译文去细究十二表法的规定或当时的法律，难免会丢了西瓜而芝麻也未粘到手。譬如对于《十二表法》中三次出现的Hoste，周先生认为其意思是有变化的，并对有关不同译法明确表达过自己的看法 。而徐教授对其所作“批驳”的依据之一，是“王焕生先生也未把 Hostis 译作‘叛徒’”，这样的“争鸣”就很难让人理解了，这位王先生未译作“叛徒”，别人为何就不能译呢？一种言之有理、自圆其说的译法，至于要被“批驳”吗？
“举要”第三部分的标题是“小错”，徐教授亦列举了《罗马法原论》上册中的八处“小错”，基本上是拉丁语译法或表达的问题，这里就不一一回应了。应该说，《罗马法原论》中关于拉丁文拼写和译法方面的错误，可能是有的，这也正是周先生耿耿于怀要对其留世之作进行校订的原因，在对1994年版（第1次印刷）的校订中，就纠正了6000余处此类差错（包括诸多印刷错误）！在徐教授看到的2001年第4次印刷的《罗马法原论》之后，2004年第5次印刷本中又作了许多校订、改正，安徽大学朱学山教授也为此次校订作了细致的工作。周先生对作品的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是值得后辈们学习的，在此我们也要对朱学山先生的敬业求真精神和辛勤劳动，表达一份敬谢之意。
回想起来，周先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仍然在思考《罗马法原论》中的一些拉丁语译法以及为所有权定义中为什么不包括“占有”寻找更为有力的证明，其情其景，在在表明了他对罗马法学术的执著和以近百岁之身不断进取的精神。反观自己，我们自愧弗如。
徐教授在“举要”第四部分的“结论”中有一很重要的个人思考，就是希望不断完善《罗马法原论》，并就所谓改正这部著作提出了具体的安排和建议。但是我们知道，
著作权法保护作者的保持作品完整的权利，这是作者的人身权，未经周先生许可或授权，任何人不可能去对《罗马法原论》做什么修订、改正。周枬先生已逝，其人其书都可以盖棺论定了。任何人希望进一步提升中国的罗马法学术研究，都可以自行去撰写超越《罗马法原论》的罗马法著作，薪火传承也不妨从自己的书开始，完全可以不必去纠缠一个逝者和他人写的书。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就在今年8月，商务印书馆第6次印刷了被列为该馆100周年献礼项目的《罗马法原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