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教授所列“大错”之三，是周先生说罗马法是人定法而非神意法，而从性质上、总体上看，先生的这一说法何错之有呢？我们再多问一句，如果罗马法是神意法，它如何能在当时与时俱进并流传至今仍有其价值和生命力呢？徐教授所指谬误一和谬误二也皆不能成立。如：其一，在《十二表法》时代，丧葬哪有不与某种信仰或宗教相联系的呢，去看看金字塔和马王堆遗址吧。其二，“法”与“法学”在语言上不可能或没有必要截然区分，诸如“民法”教科书、学“民法”的、“民法”教授，凡此种种，都无“错”可言，不必都改成“民法学”才算“对”。
徐教授所列“大错”之四，是关于罗马法中有无物权理论（其实也包括法人理论等）的问题，对此《罗马法原论》中的叙述也不构成什么“错”。因为相关的观念和做法在罗马法中都是有的，只是当时没有严格的定义和高水平的理论总结、概括罢了，今人论罗马法，总不能对那些罗马法素材不作编排论述而照原样罗列吧。
徐教授把他所认为的周先生的上述“失误”，归结为《罗马法原论》一书的整体安排存在问题，即把该书采用学说汇纂的体系也当成了错误。殊不知，徐教授所用的法学阶梯，也是后世学者所作、并不是原始的罗马法素材。学说汇纂体系和法学阶梯体系各有其理，后世从中受益匪浅，没有对错可言，今天在教学中无论采用或借鉴哪个体系，都要古为今用，罗马法的原始素材和罗马时代的原著只能作为辅助的参考资料，否则岂不误了莘莘学子们？如何古为今用，也应允许人们进行探索，国际国内的罗马法著作采用何种体例或体系，那是作者的自由。尊重他人的选择才是最大的善。
徐教授所列的“大错”之五是关于相邻地带树枝的修剪方法问题，“大错”之六是《十二表法》是否规定了指物遗赠的问题，“大错”之八是《十二表法》第三表第 8 条中的 hoste（徐教授用的是hostis ）一词可否译为“叛徒”的问题，这些都只是具体学术问题，各人可以见仁见智，没有截然的对错。即使考古有了新发现或学界有了新的共识，也无损周先生曾经的研究及其观点的价值。
徐教授所列的“大错”之七是《罗马法原论》中的一个说法：“古罗马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民法部分远较
刑法部分为发达，故诉讼法的发展，有关刑诉方面即因袭和附属于民诉”。这也是从宏观上和实质上对客观事实所作的一个评判，是否“非常错误”，或者说徐教授与周先生究竟孰对孰错，法律人也会自有明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