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招”无疑为北京大学制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但贺教授并没有感觉到来自校方管理层的过多压力，反而是社会上，引发了种种针对他个人的猜疑和指责。学术界批评他治学不精，外界猜测他为自己炒作。贺卫方却坚持认为，学者，除去青灯黄卷，还有另一种使命。
　　贺卫方：我认为教师，知识分子的生存绝对不仅仅是吃饱饭，有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的收入就可以了。知识分子的生存一定包括他周边的这样一种制度，包括整个社会的制度，是一种更加合理的，他发现弊病，他是一定要去说的，这是我们的生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不是猪，我们不是狗，我们可以说吃饱了我们就没事了，我们是人，我们人需要表达自己。我们明明看到这种东西不合理，我们忍气吞声，这种人生活着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了，给人这样一种感觉。所以在呼吁的时候，其实我特别关注的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大学的自制的问题。大学作为一个机构，它的决策到底更关注的是教师们的一种观念，大家的一种态度，还是关注的是学校之外的某些权力的一些态度。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我自己在提出研究生招生这个问题的时候，顺便提出来，但是这个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我认为是更重大的问题，关乎中国大学未来的发展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曾经问过贺教授关于作学术也有风险的问题，贺教授说，不管未来怎样，他至少不会放弃思考。而思考者往往是痛苦的，更何况贺卫方是个不愿沉默的思考者。
　　贺卫方：我可以说我现在看到的东西我都差不多能说，只不过是说的程度，我也需要有一种分寸的把握。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痛苦，但这种痛苦往往是跟编辑们分享的，或者分担的，编辑们帮我们分担了痛苦。因为你写出来的东西是在编辑那发表不出来，编辑们说，哎呀，最近贺老师这个死刑问题，你如果要是写怎么限制死刑是可以发表的，但是彻底废除是不能发表的。最近我在思考死刑问题，而且我主张，我们应该立即无条件地废除这种野蛮的刑罚，这样的主张，但是报纸是不能够发表这样的文章的。我们好像不能够很开放地让各种不同的观点表达出来，所以这个也感觉到自己有许多的想法表达不出来，也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但好在还有一个空间就是，你可以讲。
　　每年贺卫方都会有校内校外几十场的精彩讲座。今年新学期的第一场讲座，尽管被安排在周末的晚上，开讲前一小时，大教室中仍早已座无虚席。贺卫方说他喜欢站着讲课，因为站着有利于思考。而学生们也愿意站着听贺教授的演讲，即便是站在场外。尽管贺教授的讲座，引发了无数听众思维的波澜，而现实改良的渺茫希望，又往往让这波澜平息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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