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丘：那你的学生呢，有没有想过，就是或者听到过一些学生怎么评价你？
　　贺卫方：我自己带的学生们，他们都还觉得比较支持老师这么做吧，但是他们也会说，老师，是不是我们也有点不大合格啊，让你失望，所以你不招了，当然这是笑话了。来自学生，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比较认可和理解的，当然可能是不是跟学生们本身多多少少都有点叛逆精神有关系。学生们确实是比较喜欢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判断，甚至包括立场，保持一种独立的立场，他们喜欢这种类型的学者。如果是一个老师没有批判精神的话，教科书就变成真理的，他就读教科书，这样的老师是最不受学生欢迎的.
　　闾丘：这次，因为你不再招收那个硕士研究生了，有没有一些学生，其实他可能在本科的时候，或者外面的学生，一早就跟你说，我要读你的研究生，现在这个门就给堵上了，他们有没有来跟你说。
　　贺卫方：有，南京大学有一个，有一个小男孩，明年毕业。我曾经到南大的时候，他给我，给过我一篇文章，研究法国民法，非常专业的文章。他自己写得很好，我也觉得真的是一个特别可造之才啊。但是这次我宣布停招以后，他给我来了一封信，觉得真是很伤心。
　　闾丘：那这好像有一个两难的这样一个局面。我知道您写这封信，您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是希望大家正视目前面对的这些问题，但是您的这个决定，可能就让他们以后可能在未来几年的时候，没有这个机会。
　　贺卫方：我想就是上一次我们招生的最后的那个结果，让我有一点绝望感，我们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是做教师最大的、最美好的一种感觉。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得到，宁愿暂时停止一段时间，这也是一种制造压力的方法。
　
　　大学，是无数心怀梦想的学子起飞的摇篮，是孕育希望的精神乐园。自从1978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二十六年来，高等教育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强大的推力。与世界上任何一种体制下的大学一样，今日的中国高等教育不可避免的经历着自己的转型期。寻求社会的帮助，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抑或是从衙门加企业褪回一片知识的净土，中国的大学正面临巨大的困惑。
　　贺卫方：其实我们应该跟30年代，40年代中国的大学比。中国30、40年的大学，真正在东亚是最好的大学，你比方说上海的东吴，美国人说那是全世界除了在美国以外，唯一的真正的法学院是东吴法学院，我们看远东国际法庭审判战犯的时候，中国所有的派出的参与的人员中，90％以上的，做检察官，做法官和做一些个顾问，90％左右的都是东吴一个学校培养的学生，他们能够在那样的一个国际法庭上如鱼得水，发挥很大的作用。我们今天看清华大学当时是怎么考试的，他们出的考题，比方说雷海宗先生出什么样的考题，陈寅恪先生出什么样的考题，然后本科生读的是什么书，读的是爱德华·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要读英文，一个学历史系的人必须直接读英文。到美国去留学，到了美国去以后，人家觉得，哎哟，中国的教育可真是不得了。我看了以后，我直觉得惭愧，你知道我真的是很惭愧，我觉得我们今天，我们真的不是一个合格的教育者。我们这个学校哪有30年代那样的一种学风。现在别的方面的因素，我不说了，到周末的时候，高级轿车停满了学校的这种情况不说。最大的失落就是大学精神的失落，大学变成了越来越，没有一种自己的一种精神追求，自己的一种价值观念方面的一种确定的一种东西，越来越丧失掉了，这是我觉得非常感慨的一件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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