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所以这个我们家人和朋友最感到失望的就是，原来以为你学法律能当官。你不做官，那行啊，问你一点儿法律方面的问题，一问三不知。我不了解当代的法律制度，当然我想16年前，我自己觉得我应该发生一个变化。
闾丘：是什么事情触动你要发生变化？
贺卫方：1989年，1990年，1989年开始，自己开始比较多地去看中国的东西了，我在思考一些比较大的问题，就说这国家的制度如何去，如何能够建立一个更加具有一种对话性的制度。托克维尔分析美国的制度的时候，曾经说，在美国所有的政治问题都会或早或迟转化为法律问题，转化为一个司法的问题，法院判决总统竞选方面的一些争议，你想许多国家，总统竞选的争议都是靠军队来解决问题的，哪会说是到法院去打官司。中国是不是也能够逐渐地用司法的方式减少社会的成本，减少民族的灾难，多好的一件事情。最后法院，
法官法锤一敲，解决问题了。所以，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触，就说是，要最好是能够转向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进入而立之年，贺卫方仿佛从一个清高书生一下变得满身毛刺。1998年贺卫方的《复员军人进法院》一文在《南方周末》上发表，公开向军队这个强势集团提出批评性观点。贺卫方也因此跃入了公共视野关注的范围。此后，在教育、言论自由、建立独立而公正的司法体系等诸多公众关注的现实领域中，贺卫方不停的传播着法治和宪政的理念与思想。
贺卫方：我们这代人就是文革成长起来的一批人，我自己说我是典型的文革少年，1966年上小学，1977年高中毕业，1966年文革开始，1977年文革结束，文革恰好形成我们思考问题的一个很大的背景。我自己感觉到现在想什么问题都离不开文革，就是说，一定要使得这个民族不再去重演那样的一种全民都疯狂的悲剧，一定不能再出现个人崇拜。文革让这代人完全意识到坚定地相信，权力和真理不总是能够联姻的，有权的人说的不一定都是对的。所以我们说，我们怎么能够认可一种学说，总是上边说这个人就有一种思想，然后大学的教授也写文章去论证这种思想为什么是正确的思想，这是绝对我们不可以接受的，所以也使得我们有一种，可能有点儿叛逆精神吧，有点儿桀骜不驯。这种东西我觉得在我个人的那种血液里边是比较明显的。在北京大学法学院，用学生们的话来说，贺卫方是人气巨高的教授。系内系外，甚至是校内校外，都有慕名而来的学生参加贺教授旁征博引、风趣精彩的公开讲座。尽管贺卫方自己并不爱看超级女声，也百思不得其解周星驰式的无厘头，但他十分注重与学生的沟通，注重学生们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