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丘:其实您也不是第一个了,就像之前陈丹青,他也这样,然后他也辞职了。您也知道,也有一些人可能会说,既然不满意,再采取一些更加就是绝对一些的做法?
贺卫方:陈丹青先生的那样的一种处理法,我也很钦佩的,其实他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我自己也是心里边咯噔的一下子,就觉得一个学者真的是,我非常理解。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自己也注意到网络您提到的那样的一种批评,我有几个方面的观念使得我觉得我不应该那么决绝地去选择这条道路。首先一个很直观的,一个画家跟一个研究法律的人可能不一样,一个画家可以出去以后画画,一幅画,好,陈丹青名气很大,一幅画画几十万,或者是几百万;那我,我卖什么?当然这个是一个最低层次的,这是安全,生命的安全的问题。那么接下来个,我自己并不是不满意北大的所有的制度。我整个教书的过程中间,我自己感觉到北大没有对我教学内容进行干预,相对来说这个学校还是比较自由的,这也是我觉得我很难一下子就割舍这个这样的一种情感,跟这个机构之间的关联。再接下来我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做烈士不难,但是做一个能够忍辱负重的人可能是比较难的。我自己观察中国这样的一个百年来,甚至上千年这个社会的变化,其实最难、最不容易的可能是一些个在体制内坚守,用自己的理念慢慢地去改变这种体制,改变它的运行轨迹,但是又不那么很声张地,他们是在选择一种非常不容易的道路。我非常清楚地在我的公开信里边表达,我认为大学的主人其实是大学的教师,大学并不是那样意义上的一个,有老板,有领导、校长、党委书记都是我们的领导,教育部是我们的领导。不,大学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大学是一个自由人的自由联合,那么大学的教授们本身就是构成了大学的一个,他们是主人。辞职是等于是我不要这个产业了,我觉得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主人翁意识,使得我们有一种很大的责任感,要改变这个教育体制,而不是说一言不合就走人。
贺卫方:其实了解我的人都知道,往往看文章显得很激烈,但是一交往就觉得,哦,这人,这人不错啊,这不像是他写的啊。好像文章有时候偏于激烈一些,偏于犀利一些,我觉得还是更重要的是理性一些,应该是理性一些。
贺卫方是西南政法学院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批法律专业的学生。然而学习法律并不是他的初衷,对法律一无所知,对所学课程也毫无兴趣,他开始研读西方思想启蒙时期的哲学专著。年少清高的贺卫方宁可将生涩冷僻的中世纪欧洲法律制度作为研究方向,也不肯对无奈的现实施舍一点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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