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2月27日的第30次稿第170条对遗弃罪的法定刑作了修改,一般遗弃改为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被害人死亡的,改为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
1963年10月9日的第33次稿第171条对遗弃罪规定未作改动。
1978年12月第34次稿第198条对遗弃罪的法定刑作了修改,一般遗弃改为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被害人死亡的,改为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1979年2月的第35次稿第197条对遗弃罪未作改动。
1979年3月31日第36次稿第190条将遗弃罪修改为:“对于年老、年幼、疾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养扶养,致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规定,将历次
刑法草案对遗弃罪的2款规定改为1款,且以致被害人重伤、死亡作为构成犯罪的条件,法定最高刑也有所降低。
1979年5月12日的第37次稿第181条又将遗弃罪修改为:“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一规定,将历次草案中的“疾病”改为“患病”,表述更为准确;并将构成犯罪的条件改为“情节恶劣”。这里的“情节恶劣”包含了因遗弃引起严重后果(如被害人走投无路被迫自杀,因生活无着落流离失所);遗弃的动机十分卑劣;在遗弃的同时夹杂打骂、虐待行为;以及屡教不改,激起公愤等。③
1979年6月30日的第38次稿第183条对遗弃罪未作改动。
1979年7月1日通过,1980年1月1日生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183条对遗弃罪的规定最终定稿为:“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1979年
刑法颁行以后,在
刑法理论上都认为我国刑法中的遗弃罪是家庭成员间的遗弃,即遗弃罪的主体是负有扶养义务的家庭成员,遗弃罪的对象是缺乏独立生活能力,在家庭经济上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例如高铭暄教授对条文中所规定的“扶养”一词作了界定,认为实际上包括
婚姻法所规定的“扶养”(夫妻之间)、“抚养”(父母对子女)、“赡养”(子女对父母)三个含义在内。扶养不仅指经济上的供养,也包括生活上必要的照料和帮助。对于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家庭成员,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就构成本条的遗弃罪。④由此可见,我国刑法中的遗弃罪是指家庭成员间的遗弃,这是一种妨害婚姻、家庭的犯罪。
在司法实践中,也是把遗弃限于家庭间,其犯罪主体是负有扶养义务的家庭成员。例如刘东华遗弃案,⑤就是如此。福建省武平县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1995年5月12日,被告人刘东华之妻刘桂香生下第二胎女孩,根据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应做结扎手术。由于被告人刘东华封建残余思想作怪,欲再生一男孩以传宗接代,便想把刚出生的第二胎女孩送人抚养,但一时又找不到抚养人,于是,5月18日晚请其兄刘子梅帮忙,于次日凌晨2时许,将出生仅6天的亲生女儿用旅行袋装好,由刘子梅骑自行车载被告人及其女到武平县城。被告人将婴儿丢弃在平川镇西厢村寨角路9号石某门口后逃走,案发后,被告人1995年5月12日到武平县公安局自首。福建省武平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刘东华将出生仅6天的亲生女儿丢弃路旁,拒不履行抚养义务,且动机卑鄙,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遗弃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正确,应予认定。鉴于被告人刘东华案后发能自首,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且未造成严重后果,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对此,公诉机关及辩护人提出的从轻处罚意见均予以采纳。福建省武平县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83条、第63条,作出如下判决:刘东华犯遗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宣判后,被告人刘东华表示服判,没有提出上诉。在对本案裁判理由进行解说时,作者指出:遗弃罪是指负有扶养义务的人,对年老、年幼、患病或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行为。我国婚姻法明确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行为”。遗弃行为往往给被害人的生命、健康造成威胁,为舆论所不齿。我国刑法把家庭成员在家庭中享有的平等权利列入保护范围,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保障妇女、子女和老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公民的生命和健康权,造就一个“少有所养、老有所依、残有所扶”的良好的社会环境,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促进社会主义婚姻家庭的巩固和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本案的行为人重男轻女,为了达到生子传宗接代、逃避计划生育政策的目的,竟遗弃刚出生不久的女婴,不履行应尽的抚养义务,动机卑鄙,情节恶劣,其行为已触犯了我国刑法,构成遗弃罪,理所当然应受到刑事追究。显然,这样一种对遗弃罪的理解,是符合立法精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