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我国《
环境保护法》与单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的条文进行对比，笔者发现《
环境保护法》所有47条规定中，除立法目的规定、立法解释规定、适用范围规定、对自然保护的原则性和准用性规定、对诉讼时效的规定以及国际环境条约在我国的适用规定、法的施行日期规定等固有规定外，其他具有实质性和可操作性的条款已全部重复规定于单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之中。（见图表）
图表：中国《
环境保护法》与单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的总体比较(略)
（二）关于法律效力的修改定位
根据我国宪法和
立法法的规定，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包括由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的基本法律（也称基本法）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的除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也称一般法）两大类。尽管它们均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但由于
宪法赋予全国人大立法权的特殊地位，使得其制定的法律在效力上高于全国人大的常设机构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然而，尽管我国法学界对某一部门法律体系的构成在结构上有基本法与单项法之分的理论，世界各国（地区）也有这方面的立法实践，但我国国家立法机关过去却未有过在某一部门法律领域制定综合性基本法的立法实践。
我认为，无论是从借鉴西方国家（地区）的环境立法实践出发、还是从环境与资源保护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程度出发，我国都有必要制定一部高位阶的环境保护基本法来指导和统领单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具体的做法就是由全国人大将《
环境保护法》作为国家基本法予以修改制定。
那么，怎样的法律才具备国家基本法律的性质呢？从立法学的观点结合我国的立法实践看，全国人大的立法权所调整的对象，是整个国家、社会和公民生活中带有根本性的、全局性的、基本的关系和问题，它们属于国家、社会和公民生活中特别重要的问题。
我认为，将《环境保护法》修改成为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符合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的性质与特征。这是因为：
第一，党中央、国务院于1983年就明确提出“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所谓国策，就是立国之策，治国之策。只有那些对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和决定性影响的那种谋划和策略，才可以成为国策。国家目前推行的环境保护策略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正因为其符合基本国策的条件才为国家所确立、为《宪法》所规范。由于环境保护这项基本国策也同时符合全国人大制定基本法的性质特征，因此将其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予以确立也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中国目前已经制定了20多部单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是我国各法律部门中最为活跃、立法最多的领域。
从1979年以来国家立法机关所制定的200多部法律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就占有20余部，其数量约占国家法律总数的十分之一。在全国人大未来的立法中，还将制定大量单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它们既有环境污染防治类、又有自然资源保护和管理类、还有生态保护类。由于这些立法在具体和直接的立法目标上还存在着差异，因此需要有一部高位阶的基本法以一个综合性的整体理念和基本思想将它们统合起来，以达成立法总目标的一致。
第三，在《环境保护法（试行）》立法之初我国就该法其定位于国家基本法，从《环境保护法》立法思想的沿革与发展看目前通过修改将其上升为国家基本法的时机已经成熟。
从1979年制定《环境保护法（试行）》的立法设想、到1989年修改制定《环境保护法》的指导思想，我国对《环境保护法》的定位都是将其作为国家环境保护基本法。如前所述，因这个时期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体系还不完善、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较为庞杂、国家和地方环境监督管理权限还亟待加强，所以这时不可能考虑将《环境保护法》上升成为国家基本法。
如今，我国不仅已经完善了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体系，更为重要的是我国20多年来的经济飞速发展也为加强国家环境与资源保护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比较西方国家（地区）环境基本法的立法实践，我认为我国制定实质意义上的环境基本法的时机已经成熟。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或其他专门委员会应当按照立法程序，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修法的议案或者草案，将《环境保护法》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修改通过。
（三）关于政府环境责任的修改定位
从前述西方国家（地区）环境基本法的立法实践看，高位阶的环境基本法立法在法律关系主体的定位上，主要是将环境保护的职权职责直接委任给各级政府及其主要负责人来实现的。与单项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应当强调各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相比，环境基本法更为强调政府及其主要负责人的环境责任。只有政府及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明确，环境政策及其目标的实现才能真正受到政府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