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环境问题的产生是与人类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相互交织的，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深化，有关环境的科学延伸到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管理、工程、医学、技术等各个领域，其结果造成对环境问题发展趋势的认识上出现不同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主张。
对环境的法律控制也是如此。例如，针对环境污染因子和自然资源要素而制定单项法律的方法，不仅会因社会对法律执行效果的追求而造成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的工作压力，而且因各单项法律制度在对策措施上的单一性也会因法律的实施而制造更多的社会成本。由于单一的环境保护对策与国家总体经济政策、发展计划、工业技术水平等现状的相对脱节，导致对环境的法律控制最终演变成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对抗的矛盾。这样，在经济发展功利的确定性与环境控制效果的不确定性面前，政府在决策时往往会出于企业对国家或地方经济贡献而考虑选择前者。
另外，由于环境保护行政、自然资源行政以及经济发展行政分属于政府各部门，鉴于它们之间的职能与行政目标的差异，也会造成大量单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在实施上因部门利益冲突而大打折扣，难以从总体上达成国家的环境政策和目标。
西方国家在大量单项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并未全面奏效的现实面前总结出一个经验，就是在对涉及多方面法律调整的环境问题制定一系列预防性、控制性、管理性以及救济性的法律措施时，必须先在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方面统一观念和采取综合性对策，将环境预防的各项原则渗透到各类计划性、综合性行政之中，从宏观调控的角度予以解决。
为此，各国（地区）纷纷在制定和实施大量单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的基础上，新制定了高位阶的统筹各类环境与资源保护政策目标的环境基本法。
例如：联邦德国于1959年和1974年分别制定了《自然保护法》和《污染控制法》；前苏联于1960年制定了《自然保护法》；前苏联瓦解后，新成立的俄罗斯联邦又于1991年制定了《自然
环境保护法》；瑞典于1964年和1969年分别制定了《自然保护法》和《
环境保护法》；美国于1969年制定了《国家环境政策法》；日本于1967年和1972年分别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法》和《自然环境保全法》，1993年又将二法修改制定成为《环境基本法》；荷兰于1979年制定了《综合环境法》，1993年将其修改成为《环境管理法》。另外，加拿大也于1997年制定了《
环境保护法》。我国台湾地区在基本完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体系之后，也于2002年制定了《环境基本法》。
我国自1972年6月参加出席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便开始着手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1978年我国在新修改颁布的《
宪法》第
11条专门对环境保护作了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国务院有关部门于1978年底依据《
宪法》的规定起草了《
环境保护法（试行草案）》。制定该法的目的，一是把国家保护环境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二是为未来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体系的建立确立蓝图。立法的初步设想是“只规定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而将一些具体的规定在将来制定大气保护法，水质保护法等具体法规和实施细则时解决。”
1979年9月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则通过了《环境保护法（试行）》。
与外国（地区）环境基本法立法在时机上滞后于单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所不同的是，我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的起草是在1979年国家基本法体系刚刚建立、其他任何单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尚处于空白状态下完成的。所以尽管制定环境保护法的设想是将其作为基本法、只规定国家环境基本方针和政策，但该法的制定依然必须面对我国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自然破坏的现实，必须确立广泛的污染控制对策和自然保护措施。为此，在环境污染防治方面，鉴于我国的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主要是工业企业排放污染物和城市公用设施不足，特别是以直接燃煤的燃料结构所决定和造成的，该法重点对环境污染防治的行政法律制度作了一系列规定；在自然保护方面，鉴于中国的自然生态破坏情况也非常严重，并且认识到它的影响和危害比环境污染问题更加深远，该法还规定了自然环境保护的基本政策。并考虑将依此制定具体的法规，使自然环境保护逐步加强和完善。此外，为了促使该法的全面施行，该法还对环境保护机构和职责、科学研究和宣传教育、奖励和惩罚等也作出了规定。
20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叶，我国对《环境保护法（试行）》进行了修改。当时修法是基于三个因素考虑的：一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正在从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渡，并且国家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体系还不完善；二是由于我国《宪法》在1982年作出了修改，因而立法依据发生了改变；三是由于《环境保护法（试行）》作为试行法本身存在的规范性和约束性不强、有些规定不够妥当、一些单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已经超前、法律规定的体例也与后来的国家立法不一致等问题，使其作用逐渐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