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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当革命者满怀着希望将自己矢志奋斗的法治理想蓝图精心描绘的时候，他们显然没有过新生的中华民国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政治基础给予充分的考量。于是，在法治理想向现实社会迈进的过程中，种种的艰险和阻碍层出不穷。而且这种种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司法制度本身的范围，进入了一个更加宽泛的社会领域。这样，即使是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虽然其法制建设在本质上与以往截然不同，但法律所赖以发生作用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保持着它的原貌。于是，在传统的法律文化观念和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权力需要的双重挤压下，建立风格迥异的公正、独立的司法制度的追求的确不会有多少存在的空间。民元司法论争正是近代司法制度创新过程中点点浪花而已。
伍、陈之间的论争实际上是一种无疾而终的结果，这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可能是民国已降纯粹西方化的司法模式在近代中国的一般命运。从实质上来看，伍廷芳与陈其美之间就姚荣泽案件进行的争论，的确不仅仅是双方为了自己的私利或者各自的职权之争，而更像一个关于西方化的“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之争，或者是“无罪推定”和“有罪推定”之争。(注：参见李学智：《民国初年的法治思潮》，《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四期。)它体现了“不为一人争是非，实为司法树保障”(注：《伍秩庸公牍》，卷下，第118页。“附中国银行商股联合会来函”(1912年5月5日)。)伍廷芳与革命党人、军方代表的陈其美之间，就实行文明国法制，还是传统的人治或者革命的专制的争论。体现了以伍廷芳为代表的法制派与以陈其美为代表的军方革命派在“道路与方法”上的矛盾与冲突，反映了民国初年法制建设，尤其是实现司法近代化过程中的艰难。
从争论的内容上来看，这一争论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法制与审判制度和中国传统的封建法制与断案程序，在观念上的差异和相互冲突。视“国家之强弱全视乎法制之精神”(注：伍廷芳：《法国宪政通诠序》，参见丁贤俊、喻作风编：《伍廷芳集》下册，第529页。)的伍廷芳以三权分立、维护个人权利为基础，主张依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分清立法、行政司法的权力界限，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伍廷芳相反，陈其美则是沿袭权力至上、以刑示威、有罪推定的传统观念，用吏治代替法制，执法重在固邦国、警愚顽，而忽视维护个人的权利。所以，伍廷芳指责他滥用职权，实行专制，损坏中华民国的法制和民权。但是，陈其美却是以惩罚民国之敌人，为民作主的面貌的出现。(注：参见丁贤俊：《孙中山与民元法制问题论争》，《法学研究》1986年第六期。)在姚荣泽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又发生了因陈其美公然违法逮捕金融家宋汉章而引发的“第二场伍陈争论”(注：宋汉章，曾任大清银行经理，在清末金融、工商界有一定的影响。上海光复以后，宋汉章转向革命。大清银行改名为中国银行，宋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1912年初，陈其美因为军饷不足，向宋索取白银五十万两，宋以手续不全为借口而拒付。陈其美就捏造事实于3月24日将宋逮捕。中国银行监事会、理事会立即致电南北政府要求陈其美放人，伍廷芳将银行的函件转陈其美，批评他不该擅自抓人，是藐视司法之举，理应批示原告向司法厅起诉。陈其美则以“对抗民权、破坏革命乃是人民公敌”相威胁，与伍廷芳展开争辩。)，继续沿着第一场争论的主题和话语进行直接而且更加激烈辩论。
从姚荣泽一案的审理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对矛盾，一方面革命党人在建立民国以后强调对法律的尊重，并决定以实现法治为自己政党的政治依归，通过各种渠道宣传西方化的法制对于民国将来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迫于革命形势的需要，不惜以破坏法制和牺牲法治理想为代价。这种矛盾实际上也是以近代西方政治法律制度为张本而建立起来民国政治制度和法律体制，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始终没有得到独立而完整的运作的一种必然反应。作为实行三权分立基本理念之一的司法独立，对于岌岌可危的社会局面，显然缺乏一些能够实施并且达到有力的社会控制和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的基础条件。换言之，作为权力分立政治体制最高理念的西方化的司法独立，在民国初年那样一个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退化为一种实用的推行革命的工具和维护国权的手段。这是一个从价值理念向工具理念退化的过程。从此以后，历经整个民国时期的种种有关司法独立的思想和制度架构，是按照这样一个逻辑顺序缓慢地变化，并最终演化为“民国式的司法独立”。(注：对于“民国式的司法独立”，论者以为其核心是把作为宪政基本理念和三权分立基本制度的司法独立，物化为现实性的工具，既是争取国家司法主权的工具，也是借以树立所谓民国新气象的政治标榜。对于当政者来说，民国建立以后，司法独立“号角价值”似乎已经是偃旗息鼓，而它的真正价值始终没有能够成为他们思想所体认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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