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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伍、陈司法论争的起因在于如何审判姚荣泽的问题上。姚荣泽是前清江苏省山阳县县令。周实、阮式二人，为江苏淮安人，“皆系南社之员、同盟会友，奔走革命事业者多年”。他们在学界的推举下，于1911年农历9月24日宣布淮安脱离清朝而独立，以响应武昌起义。9月27日，二人被光复后任县司法长的姚荣泽令县团练杀害。1912年初，根据周实、阮式家属的告发，沪军都督陈其美以“旧官僚残杀革命志士的严重事件”向孙中山电请把姚荣泽押解来上海按照军法进行审讯。孙中山于1912年2月9日、10日连续三次发电告知有关部门，(注：孙中山：《令庄蕴宽将周、阮冤案移交沪军都督办理文》(1912年2月9日)、《令张察将姚荣泽及全案卷宗解送沪督讯办文》(1912年2月10日)和《令陈其美秉公讯办周阮被杀案文》(1912年2月10日)，均见《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尽快把姚荣泽绳之于法，以顺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在革命事业如火如荼地展开的时候，破坏革命、残杀革命志士是一件必须要重惩的案件。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专司司法审判的临时政府司法部和伍廷芳，还是沪军都督府和陈其美，以及社会大众都不会对此有什么疑问。但是，如何实现惩罚姚荣泽的目的，双方则是意见相左，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二
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因为与“破坏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就开始变得极为复杂。所以，姚荣泽案件甫一揭发，就陷入了矛盾之中。先是案件的管辖问题。通州分府和通州总司令张察不同意将姚荣泽解押来沪，江苏都督程德全持有孙中山的总统令，声称将“秉公核办”，不会将姚荣泽解押来沪。其次是如何对姚荣泽进行处理。在案件转交由沪军都督审理以后，旅沪淮安绅士六十多人以“息事宁人、勉徇众以起见，以持平评论，作双方之调停”为原则，致信司法总长，建议对姚荣泽科以罚款，为周实、阮式两人建祠出书。(注：参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6辑，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伍先生(秩庸)公牍》(附：伍廷芳自编《伍廷芳》，以下简称《伍秩庸公牍》)卷上，第54—55页，“旅沪淮安绅士来禀”。本文在引用时，还参考了丁贤俊、喻作风编《伍廷芳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一书。)受害人周实、阮式的家属也致信伍廷芳，以“证人在沪多日，谋生艰难，一旦回里，实难召集”为借口，考虑到旅沪绅士的从中调停，同意“自愿和平了结”(注：《伍秩庸公牍》，卷上，第53—54页。“周鸿翥、阮保麒、阮玉麒、阮锦麒来呈”)。既然如此，案件应该很容易解决。但问题远没有想象的那样向前发展。在“破坏民国革命”的大环境下，案件的解决完全超出了人们对于一个普通案件的关注。
(一)论争的缘起：法庭组织和审判方式
单单从革命性的角度来说，陈其美及其所代表的革命党人所坚持的立场，无疑是正义的象征。因此，对于姚荣泽案件的双方要求和解的愿望，革命党人当然是不会允许的。即使是出于“杀鸡敬猴”的革命需要，也不会放过姚荣泽之流的“民贼汉奸”。所以陈其美于2月4日(旧历)致电大总统和司法总长，坚决要求将姚荣泽严厉惩罚。(注：《伍秩庸公牍》，卷上，第50—52页。)认为“民国方新，岂容此民贼汉奸，戴反正之假面具，以报其私仇，杀我同志。其美不能不为同仁昭雪。粉身碎骨，有所不辞”。并且声称“其美如诬姚贼，甘愿伏法”，对通州分府没有将姚荣泽解押来沪、“大总统及法部保护人道，尊重人权”的做法表示不满。认为自己参加革命的目的就是要铲除人间的不平，“当知我辈之所以革命者，无非平其不平”。
以陈其美当时的地位，尤其是对于民国革命的重要性来看，案件最终按照陈其美的意见而移交给沪军都督府，也的确是在所难免。但问题的关键显然不是案件由谁来审判的问题，相反则是一个按照什么程序来审判的问题。实际上，在案件移交沪军都督府审理以后，时任司法总长伍廷芳于很快就于2月18日向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陈其美来电以及审理姚荣泽案件，提出自己的处理意见，并对审理姚荣泽的具体程序性问题提出了质疑，即由谁来组织法庭和按照什么程序来审理，由此揭开了双方争论的序幕：
呈南京孙总统文：前准沪都督陈豪，电请将山阳县令姚荣泽提解来沪审讯。兹据解到，亟应迅速审结，以分曲直。廷以为，民国方新，对于一切诉讼，应采用文明办法。况此案情节重大，尤须审慎周详，以示尊重法律之意。拟由廷派精通中外法律之员承审，另选通达事理、公正和平、名望素著者三人为陪审员，并准两造聘请辩护士到堂辩护。审讯时，任人旁听。如此，则大公无私，庶无失出失入之弊。如以为可行，请即电复照办。(注：《伍秩庸公牍》，卷上，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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