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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国内学术刊物没有起到它们应当起到的作用。
《大学周刊》：现在学术期刊比过去有了很大变化，相关正在谋求改变这种现状的方式。
邓正来：是的，各级主管机构和各层编辑在这些年里都从不同的角度，做出了许多颇具助益的改革尝试。比如说，政府部门对优秀学术刊物进行表彰并在高校大力推行“名刊工程”等举措；为了改善办刊的条件，各级学术刊物的主办、主管单位在不同程度上加大了对学术刊物的投入；一些半民间的学术机构每年推出学术刊物的转载率、文摘率和他引率的排行榜，把竞争机制引入。更为重要的是，各大学术刊物的主要负责人几乎每年都会聚首就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的发展战略问题进行认真的研讨，而且也在纸张、装帧、封面设计等方面做出调整。
不过，这些改革努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文学术刊物在当下所具有的品格。
《大学周刊》：这是为什么呢？
邓正来：从学术刊物的发展来看，根本的问题在于整个中国学术界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学术论文以及刊载这些论文的学术刊物所具有的知识意义。
简单地说，学术刊物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研究者个人“琢磨”如何能够发表论文的参照性工具，进而成为研究者个人在相关学术制度安排的要求下谋求“统计指标”的一个必需的途径。
《大学周刊》：您认为怎么改变这种现状呢？
邓正来：这个问题不仅是那些主管研究单位或主管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的行政机构所必须直面的问题，也是广大编辑们所必须直面的问题，更是每一个有可能给这些学术刊物投稿的学术人所必须直面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直接关涉到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生产和学术传统是否能够得到妥切建构的大问题。
《大学周刊》：您主编的《中国书评》和《中国社会科学评论》杂志如何保证学术水准？
邓正来：早在1992年，为了提升中国的社会科学，我在学术界同仁的帮助下便创办并主编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后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评论》)；而此后为了建构中国的学术传统和批判体系，我又创办并主编了《中国书评》。前面已经说过，创办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书评》，可以说是为了启动中国的学术规范化运动；而《中国书评》于2005年重新出版，则是为了把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推进至第二个阶段。
我认为就中国学术当下的发展情形而言，学术批判的基本形式，主要还是对既有学术论著进行知识增量意义上的学术批判的书评，以及对知识生产机器进行学术制度重构意义上的学术批判的评论。所以《中国书评》的宗旨是“弘扬学术批判、提升中国学术”。以此从两个方向努力：一是以学术专著、研究论文、思潮、论题以及知识生产活动为对象，进行分析批判：二是对社会科学的前沿性成果以及重要但为学界所忽略的的论著，给出严肃全面的批评或介绍。当然，这两个方向的工作是交叉和互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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