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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那种原本旨在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的制度，在相当的程度上经由在中国未加批判的移植而变成了一种激励知识分子去“争夺”项目经费的制度。更为糟糕的是，这种制度一方面与知识分子职称评定相联系，另一方面则与强调数量甚于质量的倾向紧密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一些知识分子采取剽窃、抄袭和拼凑的手段来满足这种制度所规定的要求，有的做法甚至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我的意思是，国内学者要对中国学术场域在当下世界结构下如何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文化霸权”这个问题做出自己的回应。
《大学周刊》：那您认为评价学术的标准有哪些？
邓正来：最重要的是，必须捍卫学术研究评价标准的自主性。
首先要把学术研究本身的重要性与研究对象的重要性严格区别开来。举个例子，中国经济发展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所有的研究也重要了；与此同理，爪洼岛村落的习惯也许并不重要，同样不等于说对此的研究就不重要。
其次，要把学术研究本身的重要性与学者相关的研究机构的重要性严格区别开来。牛津大学很重要，哈佛大学很重要，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一个访学过这些大学或毕业于这些大学的人士所做的每项学术研究也都重要。北京大学很重要，吉林大学很重要，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在其间工作的人士所做的每项学术研究也都重要。
另外，要把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与学术研究者的身份严格区别开来。这意味着，无论男女老少，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无论是校长还是一般教员，在知识面前都是平等的，尤其在关乎这些人的个人学术研究的评价方面，就更是如此了。
从学术研究自身的角度看，只有当我们不再把我们研究对象的重要性误作是我们研究的重要性的时候，只有当我们不再“乐观地”把外部环境的进步误作是中国社会科学自身的进步的时候，只有当我们不再把任何身份或机构因素和任何即时性的外部需求误作是评价社会科学研究的判准体系的时候，只有当我们不再简单地把学术研究对意识形态的担当误作是我们毫无批判地把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等而视之的理据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才有可能不会在与其他场域发生互动关系的过程中沦入一种“不思的”依附状况之中，我们的学术研究才有可能建构起其自身的自主性和批判性。评价标准也就出来了。
学术期刊
《大学周刊》：您是国内学者中最早(？)自己创办学术期刊的，请您谈谈对国内学术期刊尤其是核心期刊的看法？
邓正来：在谈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问这样的问题：国内的学术刊物起到了什么作用？我认为，在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学术刊物一方面应当反映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则应当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方向，进而在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生产和学术传统的建构方面发挥重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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